從國家治理角度看中國的制度優(yōu)勢

胡鞍鋼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國家治理能力競爭，而國家治理能力競爭本質上是國家制度競爭。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世界上最發(fā)達、最現代化的美國歐盟同時期比較，國家治理績效最好，國家治理能力最強。這顯示了中國獨特的制度優(yōu)勢，也顯示了中國獨特的制度創(chuàng)新。第一，國家治理體系的歷史來源不同。中國也曾學習、模仿、照搬過西方的制度，如總統(tǒng)制、國會制等，但都失敗了，因此中國選擇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第二，國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國歐盟都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則是創(chuàng)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從制度比較看，中國的制度體系更年輕、更具活力、更具變革性；相反，美國的制度體系更年久、更穩(wěn)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較一下美國憲法與中國憲法制定的時間，先后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國憲法的修正頻率（幾乎每五年一次）遠高于美國，這顯示了靈活性、適應性和創(chuàng)新性。第三，國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國歐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強調“兩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fā)揮政府作用。兩條腿走路就比一條腿走路的競爭者走得快。比如，中國不僅有國防和軍事戰(zhàn)略，而且還有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等方面的綜合戰(zhàn)略；而美國只有國防和軍事戰(zhàn)略，卻無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只關注“大炮”，軍費開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過度軍事擴張，也成為美國衰落的重要原因。第四，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目標不同。美國歐盟的國家治理體系是沒有明確長期目標的，無論是它們的憲法還是施政綱領，都沒有明確的表述。中國則大為不同。我們的《黨章》表達了長期目標，提出“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建國一百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國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但是經過60多年的實踐，已經創(chuàng)新出獨具特色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手段，從而快速縮小與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差距，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社會進步。（《經濟導刊》2014年4月號）

    國有經濟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何自力

      第一，國有經濟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中國是現代化的后起之秀，加快實現現代化是中華民族最重大的歷史任務。新中國成立后，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建立了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初步形成了現代化的工業(yè)體系，為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發(fā)揮了重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獲得長足發(fā)展。國有經濟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礎設施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è)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fā)展、綜合國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梢哉f，沒有國有經濟的存在和發(fā)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會延緩，人民的共同利益就得不到根本保障。第二，國有經濟發(fā)展有利于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有利于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公平與效率、政府調節(jié)與市場調節(jié)的統(tǒng)一。國有經濟實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使勞動者直接支配生產資料，從而使支配個人勞動產品成為現實；國有經濟使勞動者成為生產過程的主人，為了自身利益共同進行生產和經營，增進了勞動者之間的合作，有助于激發(fā)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第三，國有經濟發(fā)展有助于提升國家競爭力。中國的國有經濟并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有著堅實的物質基礎，是與特定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相適應而存在的，這個物質基礎和生產力條件就是重工業(yè)化和加工制造業(yè)。中國是工業(yè)化的后來者，工業(yè)化起步雖晚，但是發(fā)展速度很快，僅僅用了30多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200多年所走過的道路。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為基礎、資金密集型產業(yè)為骨干、技術密集型產業(yè)為目標的產業(yè)發(fā)展格局，顯示出巨大的優(yōu)越性和競爭力。中國建立勞動密集型、資金密集型和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協同發(fā)展的產業(yè)體系，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在了國有企業(yè)的身上。中國國有企業(yè)經濟實力雄厚，運營規(guī)模龐大，組織體系嚴密，人力資源豐富，管理制度嚴格，是最適合三種產業(yè)類型有機統(tǒng)一、協同發(fā)展的經濟形式。（《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4年5月上）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堅定走自己的路

田文林

        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制度。從哲學上看，沒有脫離特殊性而單獨存在的普遍性。俗話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政治制度必須與國情結合才會有生命力。中國的政治制度正是植根于中國的特定土壤之中。近代以來，中國經過千辛萬苦的探索，終于找到一種適合自身的政治制度。在國體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說得很明白：“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fā)言權，只讓人民有發(fā)言權。”與只知道強調程序合法性卻掩蓋階級屬性的西式民主相比，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理論闡釋透徹得多，實在得多，因而也理直氣壯得多。在權力組織方式上，中國采用議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強調黨政軍一元領導。這種制度的最大優(yōu)勢，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在過去幾十年時間里，中國正是憑借這種政治制度，從傳統(tǒng)農業(yè)國變成能夠制造出原子彈和氫彈的工業(yè)化國家，如今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遜于西方民主政體，反而比西方政體更具優(yōu)越性。正是這種對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挑戰(zhàn)，令西方世界對社會主義制度如此恐懼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蘇聯解體后，境內外反華勢力又開始“忽悠”中國，試圖讓中國實現西式民主改革，借此削弱和解體中國。因此，盡管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在進行政治改革如實現任期制、差額選舉、村民自治等，但在西方戰(zhàn)略家眼里這些都不算數。說穿了，在他們看來，只有將中國共產黨“忽悠”下臺，中國才算實現“民主化”。但中國黨政結合緊密，就像血與肉一樣融合生長。如果按照西式民主進行改革，實行黨政分開，乃至任由將共產黨選舉下臺，就意味著整個國家要將骨頭與肉硬生生切割開，中國勢必將重蹈當年蘇聯解體的命運。正是基于這種背景，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將“政治安全”置于極其重要的地位。中國政治制度不是不需要深化改革，但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應該是增強“三個自信”，鞏固和強化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不是改旗易幟，走西方民主道路。（《海外網》2014年5月5日）

    理清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三條主線

劉書林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已經成為扭曲科學歷史觀的重要因素。綜觀它在中國的表演，可以梳理出其三條主線。第一，反對和否定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甚至反對和否定近代以來的一切革命。他們提出否定革命、“告別革命”的主張，認為革命只起破壞性作用，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他們批評所謂“救亡壓倒了啟蒙”，否定五四愛國運動。在他們眼里，推動歷史進步的人民大眾及其領袖人物，渾身充滿了錯誤和罪過，應該被打倒，昔日革命對象身上倒是具有值得挖掘的閃光的東西。第二，反對和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一切建設實踐和成就。他們否定指導新中國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個別人甚至把他們都打成所謂“極左教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他們還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歪曲和丑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無視它的本質和主流，硬是把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說成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xù)。他們把發(fā)生在新中國歷史上的個別事件加以丑化，羅列起來，以個別事件和“細節(jié)”，否定歷史進步的洪流；以某些個人的所謂“口述”和“回憶”，推翻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偉大歷史變革，等等，不一而足。第三，反對和否定共產黨的領袖和代表人物。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通過否定毛澤東，試圖達到否定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目的。有些人雖然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但還是要抓住他的一些錯誤，破口大罵其“罪惡滔天”。這是目前最極端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言辭，反映了他們在歷史評價方面的精神分裂癥。（《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5月23日）

    普世價值觀已成美國的強權利器

米博華

        航母、核潛艇與普世價值觀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然而，新出爐的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卻顯示出兩者具有相當密切的關系。美國參聯會主席依據美《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提出，在美核心利益中，應對6項國家安全利益負責，其中一項就是“保護和宣揚普世價值觀”。有沒有普世價值觀，什么是普世價值觀，這可以撇開不論。問題的實質是，這個概念一經納入外交和軍事范疇，一定是變味的。比如，國家無論強弱大小，都應一律平等。可現實卻讓人費解。美國和日本幾十年前就劃定了各自的防空識別區(qū)，從未征求相關國家意見；而中國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qū)，就被誣指為挑戰(zhàn)國際秩序。“平等”這一普世價值觀在這里不靈了。其實，所謂普世價值觀在某些國家那里一點也不普世。換言之，對自己有用的和有利的，那就是普世的；對自己沒用的和不利的，那一定是不普世的。19世紀以來，西方列強一個不變的信條就是：“強權即公理。”也就是，對普世價值觀的界定和解釋，并非基于人類共同的良知和準則，而是炮艦。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網絡竊密者、中國網絡的頭號攻擊國，這個強權者美國，長期賊喊捉賊，最近竟蓄意捏造事實起訴中國5名軍官，公理何在？舊殖民主義退出歷史舞臺之后，新干涉主義浮出水面。穿的是新鞋，走的卻是老路。和赤裸裸的炮艦政策相比，意識形態(tài)武器隱晦而含蓄，顯得理由更高尚，如，變干涉為滲透，變顛覆為演變，變對抗為遏制。但結果是一樣的：聽命美國和西方的，就符合普世價值觀，反之則不符合。“說你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也民主；說你不自由就不自由，自由也不自由”。被西方稱之為“阿拉伯之春”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亞，被攪得內亂不已，民不聊生，就是明證。占領道義制高點，充當普世價值觀的傳道士，是一些國家一貫的外交戰(zhàn)略。這與其說是個意識形態(tài)問題，倒不如說是一種外交和軍事手段。由此，或許可以得出兩點認識：其一，不少被普世價值觀的迷藥弄得失去自我的國家，往往始于對民主自由的盲目崇拜，而結果卻是分裂、戰(zhàn)亂、貧困和被肢解。其二，普世價值觀的宣揚，已經和強權政治沆瀣一氣，成為新干涉主義的利器。（《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年5月21日）

    美國霸權在衰落

余 麗

       第一，權力霸權：相對削弱且呈現進一步加大趨勢。經濟實力是一國獲取權力的主要資源。國際金融危機不僅進一步加速了國際體系中權力流散與轉移的進程，也加速了北方國家群體性衰落和南方國家（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的趨勢，這是自近代國際體系形成以來，國際權力第一次出現了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逐步轉移，其中最顯著的是美國霸權衰落加速、中美之間的權力漸進轉移趨勢加快。第二，制度霸權：美元霸權地位衰落且美國對國際組織控制力減弱。美元霸權衰落，美國對國際經濟組織的控制力及影響力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會對貨幣提款權進行了調整，美元的權重由44%降至41.9%，歐元的權重由34%升至37.4%，英鎊的權重由11%升至11.3%，日元的權重由11%降至9.4%。美元霸權是美國制度霸權的基石，美元的獨霸地位已呈現下降趨勢，美國對國際政治組織的控制力及影響力下降。第三，文化霸權：觀念層面的向心力減弱。當前，美國文化霸權在世界的向心力有所減弱，這相對地削弱了西方文化和主流價值觀的壟斷地位。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唯一霸主，加強了對國際事務干預的力度。2003年，未經聯合國授權便入侵伊拉克，其后插手利比亞問題至今。美國實施“新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干涉別國內政、無視他國主權的行為，遭到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強烈反對，尤其是中東伊斯蘭文化盛行的地區(qū)，反美浪潮高漲，甚至對美國文化產生了敵對心理。（《紅旗文稿》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