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數百萬考生將迎來改變命運的重要時刻。與此同時，高考也在醞釀重大變革。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長魯昕表示，我國即將出臺方案，實現兩類人才、兩種模式的高考。

      一時間，公眾對于高考改革的關注不斷升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其中，“分類招考”“學生考試多次選擇”“綜合評價多元錄取”“學校依法自主招生”等描繪出了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則和框架。

      高考制度是我國人才選拔和培養(yǎng)的重要渠道，也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對于廣大學子而言，現行高考制度中“分數公平”的原則，為他們提供了最可把握的機會之窗。然而，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培養(yǎng)陷入困境。因此，高考改革勢在必行！

      但是，在具體操作中，人們又不免擔心：分類招考能否實現人才合理分流？高中學業(yè)水平測試和綜合素質評價如何做到客觀公正？高校自主招生怎樣預防腐?。恐形鞑控毨У貐^(qū)和農村學生會否更顯弱勢？帶著這些問題，半月談記者近期在東中西部13個省、市進行了深入調研。

      高考改革漸行漸近

      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高考制度不斷探索，為國家選才、學生成才、社會用才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其公平性與權威性得到了社會認可。然而，因“一考定終身”“唯分數論”等弊端日益凸顯，現行高考已不能完全適應國家人才培養(yǎng)的需求和人民群眾的期盼。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高?？荚囌猩贫雀母镎呦蚯芭_。

      應試教育愈演愈烈

      大別山深處的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廠鎮(zhèn)，在地圖上難以找到，卻因為高考而遠近聞名。2012年，9000多名學生從毛坦廠鎮(zhèn)走向高考考場，本科上線率超過90%。2013年，在毛坦廠鎮(zhèn)參加高考的學生達到1.1萬多人。

      近日，記者來到了位于毛坦廠鎮(zhèn)的毛坦廠中學。在這所學校內，學生們每天從早上起床到晚上放學，除了吃飯和短暫的午休，有超過16個小時在學習看書，不少學生晚上下自習后還會繼續(xù)熬夜讀書。學生不能遲到，不能早退，不能上網，否則就會檢討，嚴重者將被開除。為了讓學生安心學習，政府關掉了鎮(zhèn)上幾乎所有娛樂場所，這里找不到網吧、KTV……

      在當前“按分錄取”的高考模式下，毛坦廠中學成績不小，同時也成為教育走向應試化極端的典型。在全國很多地方，特別是中西部和廣大農村地區(qū)，像毛坦廠中學這樣的“超級中學”還有很多。在河北衡水中學，學生同樣過著每天朝五晚十的生活，就算是站在操場上，每個學生手中也都拿著書本在朗誦，爭分奪秒。

      “今生只為高考狂，沖進重點孝爹娘”“不苦不累，高三無味；不拼不搏，高三白過”……很多學校用近似傳銷式的心理暗示，以呼喊口號等方式不斷給學生強化、灌輸“高分”意志。

      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學校成為“高考夢工廠”，學生則變成了“考試機器”，自身的興趣愛好無從培養(yǎng)，反復強調的素質教育在高考面前“黯然失色”。加之優(yōu)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帶來的種種問題，幼升小、小升初壓力劇增，幼兒教育小學化、小學教育中學化，考試壓力下移，高考指揮棒下應試教育愈演愈烈。

      “內憂外患”夾擊下的高考

      教育部公布數據顯示，全國高考人數已經從2008年頂峰時的1050萬，連續(xù)5年下降，跌至2013年的912萬。高考總人數的變化，客觀上與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基數變化密切相關，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高考棄考人數不斷增多。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記者，2010年，他在對比各地高三學籍人數與高考報名人數之后測算出，全國大約有80萬名學生棄考。2013年，這一人數大約在100萬人左右。

      棄考學生中，絕大部分人選擇了直接就業(yè)。而由于缺少必要技能和學歷，這部分人往往在低端崗位中徘徊。與此同時，全國高職高專院校的招生形勢普遍吃緊，技能型人才選拔和培養(yǎng)陷入困境，致使很多技能型企業(yè)紛紛“喊渴”。

      另一部分棄考學生則是遭遇海外頂尖院校“掐尖”。北師大附中高三學生小趙是老師口中的“牛娃”，考取國內名校完全沒問題。但高二這年，她感到應付國內高考全是死記硬背、機械化做題，個性和愛好都被迫放棄，于是轉入國際部。如今，她已經向普林斯頓、賓大、哥大等15所世界名校遞交了申請書。

      在國內高考一考定終身的環(huán)境下，對分數的絕對追求限制了學生興趣愛好和綜合素質的培養(yǎng)，學生高考時更注重根據分數選學校，而不是從自身興趣出發(fā)選專業(yè)，專業(yè)錯配率高。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zhàn)介紹，有調查顯示，大學新生對專業(yè)的滿意度（非常滿意和基本滿意）本科為32%、高職為35%；而對專業(yè)“很不滿意”的則分別占30%和27%。“現行錄取機制是造成低滿意度的重要原因。”

      中國教育在線最新發(fā)布的《2014出國留學趨勢報告》顯示，2005～2006學年至2012～2013學年，我國赴美留學人數增長了約三倍，其中研究生留學人數只增加一倍左右，本科及以下是增長的核心。

      杭州外國語學校教務處主任倪江說：“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我們的教育已經站到了與國際教育同臺競爭的舞臺。這些家庭和學生的選擇，是在‘用腳投票’，倒逼我們的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包括高考制度，必須與國際接軌。”

      從“分數公平”到“發(fā)展機會均等”

      “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yè)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jiān)督的運行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決定，為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再結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和今年初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此次高考改革的基本導向和構架已經初現端倪。

      在采訪中，教育工作者普遍認為，新一輪高考改革的重要使命，就是通過系統(tǒng)綜合的改革，更加科學公正地選拔人才，實現“發(fā)展機會人人均等”，逐步建立更高層次的公平。

      首先，通過分類考試，實現人才合理分流。教育部副部長魯昕3月中旬表示，我國即將出臺的高考改革方案，將分為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學術型人才高考兩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技能＋文化知識”；第二種模式就是現在的高考，即學術型人才的高考。

      其次，全國統(tǒng)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復旦大學招辦主任丁光宏說，美國大學委員會主辦的SAT考試（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一年考7次，考生可以最好一次成績申請大學。通過減少科目，增加考試次數，可以避免一考定終身，相對減輕壓力。

      最后，在考試改革和學生綜合評價體系建立的基礎上，學校依法進行自主招生，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統(tǒng)一高考和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王戰(zhàn)認為，從“單一”到“多元”的綜合評價錄取機制應該指向“三位一體”：一是讓統(tǒng)一高考成績從唯一標準變?yōu)?ldquo;標準之一”；二是讓高中學習過程與高考“掛鉤”，在錄取標準中導入高中階段學業(yè)水平成績；三是通過建立學生道德素質、志愿服務、課外活動等方面的綜合素質評價體系，實現高考錄取剛性標準與多元評價的結合。

      “本次高考改革旨在從‘以分取人’的終結性評價轉向因材選人的過程性評價，促進高校因材施教，同時優(yōu)化素質教育的指揮棒。”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劉希平說。

        分類高考如何實現人才分流

      我國每年高職院校招生數量約占高考招生總數的一半，但現行高考既要為學術型高校選才，也要兼顧高職院校招生，對不同取向的考生無法做到公平對待。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前不久表示，我國即將出臺方案，實現學術型、技能型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讓部分孩子提前“松綁”，不再“陪考”。“兩類高考”怎樣引導“因材施教”？能否實現“人才分流”？

      職校學生在“陪考”

      我國每年高職院校招生數量約占高校招生總量的一半，其中相當一部分愿意進入高職院校的學生，本來沒必要參加本科院校選拔學生的統(tǒng)一高考，卻因沒有其他選擇而成為“陪考”。

      廣東省教育廳高教處處長鄭文說，我國每年中高等院校畢業(yè)生約1700萬人，呈現出高校畢業(yè)生就業(yè)相對困難、職業(yè)技能型人才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企業(yè)對高技能人才普遍“喊渴”。

      寧波遠成石化電力機械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剛曾為了車工崗位，三次跑到武漢招人。他說，真正高技能的人才，企業(yè)需求缺口比較大。目前本科高校培養(yǎng)人才偏重理論，動手能力不足。普通的中職學校學生，具有一定動手能力，但理論儲備又顯得不夠，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適用人才奇缺。

      由于目前從中職、高職到應用型本科的職業(yè)教育上升通道不暢，加上社會對技能型人才“低看一眼”，導致許多適合走職業(yè)技能發(fā)展道路的學生仍然擠在高考“獨木橋”上。

      廣東每年有75萬名中職學生畢業(yè)，而有機會升入高職的學生只有5萬名。與此同時，從高職到應用型本科的上升渠道也非常狹窄。廣東工程職業(yè)技術學院招辦主任李紅說，學校在校生1.2萬人，每年報考專升本的學生有500人，能考取的僅200人。

      “加劇歧視和不公”成隱憂

      通過推進分類招考改革打破高考“獨木橋”，建立內容、形式、考試時間、錄取與普通高考相區(qū)別的高職入學考試，暢通兩類教育、兩類人才互通共升渠道，是大多數高職院校未來招生的潮流和趨勢，也是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共識。

      然而，不少高職院校也擔心，如此涇渭分明的分割可能進一步弱化職業(yè)教育的地位。廣東職業(yè)工程技術學院院長勞漢生說，高考改革的核心詞是分類招考、注冊入學。這里面可能隱藏著一個邏輯：后進生才上高職。

      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學生處處長穆學君說，雖然大部分高職院校的學生都是考不上本科的學生，但與本科線差距不大的孩子素質也是不錯的。他擔心以后不參加傳統(tǒng)高考進來的學生素質會有所降低，使職業(yè)教育的地位更加邊緣化。

      許多老師和學生的想法也印證了穆學君的擔憂。廣州市增城區(qū)派潭中學高二班學生謝海玲說：“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考上名牌大學，但既然上了高中，大家肯定還是要拼本科的，實在考不上本科才會選高職院校。”顯然，在高學歷依然代表高就業(yè)機會的社會背景下，只要不是對上本科“徹底絕望”的學生，很少愿意放棄統(tǒng)一高考而直接選擇高職。

      而對于“文化水平＋技能測試”的技能型高考，沈陽市第五中學校長金巍松擔心，普通高中生幾乎沒有學過任何技能，他們怎么參加這種技能型高考？這種教考的斷層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不能把人的發(fā)展格式化”

      一些專家認為，分類招考的目的是引導更多孩子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希望讀普通高中的孩子走學術型教育之路，選擇讀中職的孩子走技能型教育之路，兩條路可并行發(fā)展，交叉互補。

      目前浙江省高職院校除了統(tǒng)一高考之外還有多種招考方式：一是“語數外+技能”的統(tǒng)一技能高考；二是高職院校自主招生；三是面向中職學生“語數外+專業(yè)基礎課”考試；四是高職院校部分專業(yè)“語數外+技能”的單考單招；五是定向就業(yè)的現代學徒制招生。浙江省教育考試院院長孫恒說：“通過多種通道搭建‘立交橋’，可以滿足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高職院校的招生需求。”

      穆學君建議，應進一步擴大中職學生升學的比例，做好中高職教育的銜接，吸引更多中職生上高職。切實提高高職教育的教學質量，吸引更多中職學生向上發(fā)展。

      同時，進一步完善職業(yè)院校多種錄取方式，包括高職自主招生、高職面向中職的單考單招等，并開展高職和應用型本科聯(lián)合辦學等。在從嚴把關的前提下，讓少數專業(yè)確有特色、辦學確有實力的高職向應用型本科發(fā)展，進一步打通職業(yè)教育上升通道。

      “不可人為強制分流，要保留學生的選擇權。”廣東省政府督學鐘院生認為，無論中職還是普高學生都可以選擇報考普通或技能型高考，中職學生達到一定水平可以參加普通高考，考不上的可以回頭讀高職，高職學生也可以升本科。“不能把人的發(fā)展格式化，所有的路都要修通，而不是堵死。”

       學生素質如何科學評價

       打破“一考定終身”，構建科學的評價體系，進而促進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fā)展，是此次高考改革的重要取向。在采訪中，相關專家和基層教育工作者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應進一步完善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以下簡稱“學考”）和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機制，使其逐步成為高校錄取的參考依據，進而將高考從“按分錄取”的單一評價模式，逐步變?yōu)榫C合考評的過程評價。但對這兩項改革的具體操作和可能面臨的誠信風險，社會公眾也普遍存在擔憂，認為改革應穩(wěn)妥推進。

      “學考”增份 破局“一考定終身”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要逐步推行普通高?；诮y(tǒng)一高考和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決定還提出，“全國統(tǒng)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按照這一改革思路，涵蓋了幾乎所有高中文理科目的“學考”，重要性將明顯提升。

      “‘學考’成績導入高考錄取依據，將分解現行統(tǒng)一高考承載的過多評價功能，對學生一次性的終結評價將變?yōu)檫^程性的多元評價，從而打破長期以來‘一考定終身’的堅冰。”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黃友文說。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說：“同一所高校的不同專業(yè)，可以設定相關‘學考’科目的成績‘門檻’作為錄取基礎，高?？梢愿鶕陨韺I(yè)定位和目標來選定自己的學生，進而提升招生自主權。”

      在廣東、浙江等地，近年已經在探索“學考”升級之路。浙江省教育部門把原先的高中“會考”升格為比較規(guī)范的學業(yè)水平考試。浙江省教育考試院黨委書記孫恒介紹，“學考”由省級組織，采用與高考同等的標準化考點，一年兩考，每次全科開考，考生每科可參加兩次考試，取最好成績。

      在此基礎上，2011年，浙江省啟動試點高校的“三位一體”招生模式：統(tǒng)一高考成績僅占錄取依據的50%，高校面試成績占30%，高中“學考”成績占20%。目前試點高校已從最開始的兩所擴大到34所，年招生人數從200多人擴大到3000多人。

      “與傳統(tǒng)模式相比，‘三位一體’選拔的學生與專業(yè)實現了較高的匹配度。”浙江工業(yè)大學招辦主任金曉明認為，這些學生雖然統(tǒng)考成績不一定最頂尖，但在學習研究、社團活動、創(chuàng)新能力等多個方面顯示出比統(tǒng)招生更強的能力。例如，工商管理專業(yè)2011級學生小徐入學時統(tǒng)考成績低于傳統(tǒng)招生錄取線20分，列倒數第一，但入校后表現優(yōu)異，大二時專業(yè)績點已居第一。

      綜合素質評價須可信可用

      除了“學考”體現學生平時成績和學業(yè)特長等，本輪高考改革的一大關注點還包括，建立完善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機制，以進一步打破應試教育堅冰。

      山西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卓玉說，當前中學教育倡導的一些教育教學活動，不能通過成績反映出來，如學生參加過什么樣的社會活動，寫過什么樣的調查報告、論文等，如何通過改革，進一步發(fā)揮評價的導向功能，使學校改變教學方式、管理辦法，引導學生增強社會責任感，促進學生個性和特長發(fā)展，值得期待。

      高中新課改十年來，我國各地初中、高中都建立了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但大多由老師根據學生平時成績進行簡單評價，主要作為高中畢業(yè)合格的依據，“千人一面、記述雷同”現象十分普遍，高校招生幾乎無法參考。

      記者在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qū)張慶中學看到，“該同學表現良好”“該同學成績優(yōu)異，有責任心”“該同學學習認真，團結同學，熱愛勞動”等評語頻繁出現，從中看不出學生間的個性差異。

      對于“具有彈性”的綜合素質評價如何進行，使其避免雷同又有較高的可信度，公眾深表擔憂：學生申報，老師來核，能否保證不摻假不出錯，能否確保沒有“貓膩”？有家長認為，在當前人情社會和誠信堪憂的現實下，這樣的設想似乎有些不切實際。

      清華附中去年底研制出“學生綜合素質發(fā)展積分系統(tǒng)”，內容包括承擔社會工作記錄、個人成長記錄、個人獎勵記錄等6個模塊數十個項目內容，所有記錄均為客觀寫實，重在體現學生過程性、發(fā)展性評價。在“學業(yè)綜合評價記錄”模塊，淡化考試分數，重在反映課堂表現、提交作業(yè)情況、出勤情況等客觀內容。

      “注重寫實記錄，是促進綜合素質評價可信可用的方向”，復旦大學招辦主任丁光宏建議，“老師評、學生互評難以真正做到客觀，如果將來只是寫實性記錄，參考價值會更大”。

      預判改革風險 防止顧此失彼

       在采訪中，基層教育工作者對加強學業(yè)水平考試和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機制建設，使其成為高校錄取依據這一改革方向表示認可，但對具體操作中的公平性表示擔憂。

      首先，文理不分科后，增加“學考”分量，學生將來要做到各科全能，為了獲得更高的分數，可能會選擇多次參加“學考”，加上綜合素質評價，學生要培養(yǎng)各類文體特長，參與社會實踐、志愿服務等活動，這些必然會投入更多精力，3年高中生活勢必負擔更重。

      其次，如何確保公平依舊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一方面，“學考”和綜合評價的重要性提升，其自身機制也要更加完善。有專家建議，目前“學考”的組織形式參差不齊，為保障其公平性和安全性，未來應全面升格為國家教育考試。

      另一方面，多維評價體系的建立，意味著對學生的素質要求會進一步提升，基礎教育薄弱、素質教育土壤貧瘠的中西部貧困地區(qū)，以及廣大農村地區(qū)，素質教育可望而不可及。有貧困地區(qū)的教育工作者擔憂，當地連合格的音體美老師和必要的器材都沒有，學校、家庭對開展社會實踐也缺乏指導和支持的能力，在綜合素質評價的競爭中，這些孩子恐怕會越來越弱勢。

      最后，如果外語實行社會化考試一年兩考，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所有科目一年兩考，加上技能型和專業(yè)型兩次國家統(tǒng)一考試，繁重的考務負擔對基層的組織能力、考試安全、風險控制等都提出更高的要求，稍有操作不慎，就容易出現泄露、舞弊等問題，直接損害高考改革的權威性和公正性。

      目前的高考，社會各界都將其當做頭等大事，黨政部門重視、警地雙方協(xié)同、社會各界保障，甚至以部分社會功能“暫停”為代價，確保考試秩序與安全總體平穩(wěn)。基層教育部門擔心，改革后，考試的頻次大為增加，每次都靠“總動員”的形式不太現實，而作為組織考試、監(jiān)督管理的主力軍，各地招考機構力量薄弱、職能不清，也面臨著“小馬拉大車”的尷尬。

      總之，“學考”和綜合素質評價制度改革，直接觸碰到公眾對高考最敏感的“公平”神經，因此，在改革過程中，要考慮不同地區(qū)、不同學校之間的差異，分類逐步推進，對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提前預判，防止顧此失彼，確保改革順利推進。

      自主招生如何確保公正

      高校依法自主招生是此次高考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自主招生制度與建立完善的學業(yè)水平考試制度、綜合素質評價等改革舉措相輔相成。自2003年初創(chuàng)至今，自主招生一直在爭議中前行。去年底中國人民大學自主招生腐敗事件曝光，為這一舉措未來的發(fā)展蒙上了一層陰影。資源、權力集中但監(jiān)管缺位的高校自主招生，如何預防腐敗、確保公正，是本次高考改革必須直面的問題。

      權力缺少監(jiān)督 高招腐敗堪憂

      自2003年教育部發(fā)布通知在22所高校開展自主選拔錄取改革以來，迄今已有90所高水平大學開展自主招生，年招生規(guī)模約2萬人。去年底，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yè)處原處長蔡榮生因“招生腐敗”被查，不僅引發(fā)了公眾對高校招生公信力的質疑，也為新一輪高考改革如何推進自主招生提出了拷問。

      事實上，自主招生匯集了浪費社會資源、增加考生負擔、存在權錢尋租空間等各種擔憂。多所中學師生接受采訪時表示，自主招生增加了“裸考”難度，壓縮了非學校推薦、無競賽獲獎學生進名校的機會。

      “招生領域是教育腐敗的高發(fā)地帶。”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在試點自主招生的過程中，高校獲得了教育部門給予的一定自主權，但自身的治理結構卻沒有進行相應調整，依舊實行行政治校，行政權力可干預招生過程，一些高校的行政領導沒有履行改革責任，卻把自主招生作為高校的“辦學資源”，以此謀求利益。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隨著自主選拔權力的擴大，部分高校教育工作者也存在著“又愛又怕”心態(tài)。一位高校負責人表示：“如果給學校自主權，來自權力、金錢和人情的壓力很難扛得住。”

      自主招生不可因噎廢食

      盡管飽受爭議，但相關專家和基層教育人士均表示，自主招生的出發(fā)點符合教育改革目標，不可因噎廢食，必須在扎實做好制度建設的基礎上，繼續(xù)推進高校招生自主權改革。

      客觀上，11年的自主招生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高考成績作為唯一評價依據的招生錄取模式。一些高校開展的生源跟蹤調查顯示，自主招生錄取的學生顯示出優(yōu)于傳統(tǒng)高考錄取學生的學習潛能和學業(yè)表現，改革初步實現了招生與人才培養(yǎng)的“正向”掛鉤。不以分數論英雄的意識開始形成，長期以來倡導的素質教育逐漸得到重視。

      “自主招生僅是腐敗的出口，惡的根源不在自主招生。”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我國現在的高校招生類似于當年的價格雙軌制，當時出問題不在于有了市場，而在于行政主導的計劃體制下人為操縱市場，或市場作用的空間太小；現在自主招生出問題同樣也不在于有了自主權，而在于這種自主權依然是以計劃體制為基礎，缺乏監(jiān)督機制，容易受到人為影響。

      儲朝暉認為，近期出現的招生腐敗案件不能說明需要停止自主招生，而是說明了應該盡快進行配套改革，完善相關制度，讓學校組建專業(yè)團隊實行真正的自主招生。

      強化監(jiān)督，以公開促公正

      記者調查發(fā)現，當前高校自主招生中，公示項目最多的省市只包括７項，即考號、姓名、性別、科類等，這些信息公眾根本無從監(jiān)督，而最關鍵的學業(yè)成績、筆試成績、面試評價等，反而不在公示之列，暗箱操作的空間由此滋生。

      “內部指標不公開，制度空間缺乏監(jiān)管，保送加分暗箱操作，行政權力介入招生，且難受制約，焉有不出問題之理？”熊丙奇說。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熊慶年認為，公開是自主招生最基本的保障，公正主要體現在招考程序過程中，目前除了高校自律，尚未引入第三方監(jiān)督評價機構；公平問題的解決需得益于整個教育體系和制度的完善。

      高校作為自主招生的主體，既要“給權”，也要“定責”。受訪專家普遍建議，當前需要通過法律手段，明確招考分離，有效遏制自主招生中的權錢尋租、違法亂紀現象，完善誠信體系建設、守住公平底線。

      一方面，在總結高校試點的基礎上，建立確保自主招生陽光公正的嚴規(guī)細則。例如考生信息全公示；面試專家隨機抽簽，手機關閉、全程錄像；邀請家長和社會機構進行第三方監(jiān)督等。

      另一方面，對不誠信乃至違法亂紀現象“出重拳”。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黃友文表示：要明確自主招生作弊等于高考作弊、從嚴處罰，例如取消有關高校的自主招生資格，由司法機關介入調查等。

      專家表示，賦予高校更多自主權的初衷是為了避免“一考定終身”，但多元化選才的自主權要與責任相匹配。只有改革方案更完善，制度設計更嚴密，才能有效遏制權力尋租的空間。為此，必須進行系統(tǒng)性、綜合性的教育改革，才能為自主招生創(chuàng)造更加健康的環(huán)境。

        當為農村孩子托起希望之夢

      ——“狀元縣”會寧的高考改革焦慮

      高考不僅是一項考試，而且是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過去30多年間，對于許多人尤其是“寒門子弟”而言，高考改變命運幾乎成為一種信仰。在號稱高考“狀元縣”的甘肅會寧，土地的貧瘠和出路的逼仄，讓當地人對這一信仰愈發(fā)固執(zhí)。

      43歲的會寧縣元淌村村民賈順忠，飽受頭疼腰痛折磨，卻舍不得到醫(yī)院看病。長子就要高考，還有一兒一女在讀書，租房等一應費用幾乎花光他每年1萬多元的工錢。面對記者，他的妻子王芳咬咬牙說：“老大是全班前幾名。就是苦死，也要把他供進大學。”

      在會寧，像賈順忠夫婦這樣耗盡畢生心血也要為孩子托起希望之夢的農民，不乏其人。30多年來，會寧58萬老百姓不惜糶糧舉債，供出了11萬名本科和專科學生，5500多名碩士和1100多名博士。寒窯陋屋之家“一門三博士”等育才奇跡，激勵著眾多學生苦學、教師苦教、家長苦供、領導苦抓、社會苦幫。

      會寧縣城有三景：一是高聳的紅軍會師紀念塔，二是晨昏時分操場上密密麻麻的讀書學生，三是規(guī)?？捎^的“陪讀村”。沿著狹窄的土巷，記者走進一間間擁擠、昏暗的出租房，隨處可見仍然習慣頭裹圍巾的農婦和紅臉蛋的學生。最多時，這座縣城有上萬家長進城陪讀。

      但形勢變了。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就業(yè)難度加大，大學生“含金量”不斷降低，許多“比關心收成還關心分數”的農家，已有了“一分耕耘難有一分收獲”的焦慮。

      2013年，會寧縣參加高考的1萬多名考生中，有8016人被本、專科院校錄取，創(chuàng)下歷史最好成績。而同一年，全國高校應屆畢業(yè)生達到699萬。坊間已有人悲嘆：“辛苦打工十幾年，供出一個打工仔”。就連縣教育局也在思索：上線率高但質量欠佳，考上名校更難，高考已不能滿足群眾改變命運的需求。

      高考改革的導向讓會寧焦慮。2013年高考前后，許多會寧高三師生忐忑不安。這一年是甘肅高中新課改學生首次參加高考，新課改更加突出素質教育，而這恰恰是西部貧困地區(qū)普遍的短板。在高考成績公布的前一天，會寧縣教育局局長張啟業(yè)徹夜難眠，第二天獲悉成績還不錯，很少喝酒的他，晚上喝醉了。

      “知識改變命運，雖然這條路越來越難，但會寧沒別的選擇。”張啟業(yè)說，像會寧這樣貧困人口多達32萬、干旱缺水、環(huán)境惡劣、經濟落后的貧困縣，除了高考，農家娃還有什么更好的上升通道？

      單項改革已讓會寧人如此焦慮，更何況全面系統(tǒng)的新一輪高考改革。與東部沿海地區(qū)對高考改革充滿期待、躍躍欲試的心情相反，像會寧這樣基礎教育薄弱、素質教育土壤貧瘠的中西部貧困地區(qū)，對改革如何確保教育機會公平、招考規(guī)則公正存有顧慮。不少人擔心，“改革的列車會不會把我們越拋越遠”？

      當地教育界人士說，一個個“啞巴”人才的確刺痛著會寧教師的心，但與生俱來的素質教育短板，僅靠教鞭很難改變。

      會寧二中副校長張斌曾借到北京出差機會，走訪一位引以為自豪的學生。這位學生打開話匣傾訴一番：“我很苦悶。從本科到碩士7年，我是班里最忠實的‘聽眾’。無論上課、討論還是聯(lián)歡、聚會，我不敢當眾發(fā)言，不會唱歌跳舞，只好一言不發(fā)。”聽了這番話，張斌心里翻江倒海。回到學校，他大聲疾呼：“把課堂還給學生吧！”

      雄心勃勃的會師中學校長吳泰祥辦起幾個“愛因斯坦交響樂實驗班”，試圖讓孩子們在音樂中享受到學習的快樂。有一個班的學生還登上了維也納金色大廳的舞臺。但欣喜之余，他也無奈。為了給孩子買樂器，他一度萌生變賣自家房產的念頭。

      在會寧，“吳泰祥式困境”俯拾即是。全縣仍有四成多適齡幼兒與幼兒園、學前班無緣。有66%的農村小學，學生不足50人，師資、設施只能維持基本運轉。有三分之一的教師是民轉公，且第一學歷不是在師范院校獲得，加上外、音、體、美專業(yè)教師緊缺，許多人偏愛報考理工科。

      因此，高考“游戲規(guī)則”的改變讓會寧人感到形勢逼人，農村子弟的名校夢似乎更遙遠了。據統(tǒng)計，2003年全國首推自主招生以來，會寧僅有6人通過自主招生圓夢名校。

      2009年，會寧一中學生小張到蘭州參加自主招生。通過筆試的他，竟放棄了別人求之不得的面試機會。他告訴班主任的理由令人心酸：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錢去北京面試了，農村孩子見識少，表達能力差，普通話都說不好，就是參加了面試，八成也是失敗。

      “我當然渴望我的學生中走出‘愛因斯坦’。我明白按照現有教育模式很難培養(yǎng)出諾貝爾獎獲得者。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農村子弟和城里孩子同臺競爭時，除了拼苦學、拼分數，還能拼什么？”會寧二中校長趙洪濤說。

      記者手記：高考改革須傾聽“沉默的聲音”

      會寧的焦慮不是留戀應試教育，當地教育人士同樣對應試教育痛心疾首，但他們別無辦法，他們更害怕失去公平，失去希望。他們知道，有很多像賈順忠一樣的貧困家庭，期待通過高考來改變命運。正如一位陪讀家長所說：“考不上大學，只是農民和農民工的區(qū)別。高考再怎么改，總不會斷了農村娃腳下的路吧？”

      會寧的教育現狀是我國貧困地區(qū)、農村地區(qū)教育的縮影，這些地區(qū)的孩子并不害怕綜合素質的競爭，他們只是害怕沒有競爭的基礎和條件。這是高考改革必須要考慮的現實：城鄉(xiāng)差距、區(qū)域差異巨大，環(huán)境及歷史因素造成的教育起點不公平短期內難以改變。

      采訪中記者也能明顯感到東中西部地區(qū)對于改革的態(tài)度差異。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教育發(fā)達地區(qū)在學業(yè)水平考試、高校自主招生等方面的探索正從試點走向成熟，認為“不改已經不行”“完全可推廣”，期待“領跑”甚至“搶跑”。北京市已做好了專項改革先行先試的準備，例如外語一年兩考已經做了3年的研究并開展了小規(guī)模的模擬。

      中西部地區(qū)則普遍在等待上級的“發(fā)令槍”，對即將啟動的改革等待、觀望心態(tài)濃重。中西部地區(qū)一些教育部門負責人表示，高考改革風險高，要慎重，等待教育部的方案和其他地方的試點，我們不去搶先，也不落在全國最后就行。

      面對各地區(qū)、各階層的不同期待和訴求，高考改革既要引領導向，也要回應關切。要注意改革的力度和節(jié)奏，從試點到逐步推廣，多給中西部教育基礎薄弱地區(qū)一定的“適應期”和“緩沖區(qū)”。更根本的是，改革要縮小城鄉(xiāng)之間、地區(qū)之間入學機會的差距，要傾聽那些“沉默的聲音”，不要讓農村孩子改變命運的路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