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習近平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以來，推出了一項項深得人心之舉措，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一些舉措和思路直指頑疾與病根，既可產生揚湯止沸之效，也可達成釜底抽薪之功，只要堅持并深化之，必將引領全黨全國人民步入新境界，助推中國夢?；谶@樣的理解，筆者十分關注和研究習近平上任以來的言談和舉措，其中又以三大理念和舉措為重點，我把它們總結為三部曲，認定其中折射出清新的執(zhí)政理念。

      第一部曲：廣東深圳行釋放的是繼續(xù)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

      習近平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走的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路線，也是鄧小平設計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與路徑。中國的政治領袖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其第一次帶有宣言性政治活動必含價值觀與執(zhí)政理念，甚至伴隨其執(zhí)政全過程。也就是說，在多個選項中總書記取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或起始點，充分反映了他進一步推動和深化國家體制改革的意志。心向往之，必力推之。

      鄧小平推動的中國改革開放，其功效決不僅僅是經濟騰飛，還是一個民族的覺醒和一個政黨的自我超越，如港媒評價：“鄧公最大的貢獻是教會了國人如何思考。”當然，期間也引發(fā)了許多矛盾和難題，這些都是更難解決的精神和體制制度方面的問題，也是在所難免的。習近平廣東深圳行，原本就包含著政治家的勇氣，直面矛盾，勇往直前。簡言之，中國未來發(fā)展只能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前行而不會停滯，更不會走回頭路。

      目前黨和政府內大量官員存在著嚴重的封建特權思想，社會存在極左、極右兩種思潮激烈對撞，再加上階層分化和利益分配失衡，致使矛盾疊加。既然繞不開躲不過，就需要政治領袖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氣，需要有力有效的措施改變精神懈怠，重新煥發(fā)改革開放之初那種熱情、激情。

      第二部曲：“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反映的是法制和憲法意識

      在參加現(xiàn)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強調：“捍衛(wèi)憲法尊嚴，就是捍衛(wèi)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盡管鄧小平曾經闡述過這樣的觀點，但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上任之初即明確態(tài)度，意義仍然不可小視。

      習近平同時認為，目前我國仍然存在著不利于推行憲法的諸多問題，包括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zhí)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干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習近平鮮明提出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約束權力很多人都在講，美國前總統(tǒng)布什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xiàn)了對統(tǒng)治者的馴服，實現(xiàn)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xiàn)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向你們講話。”即便如此，我們更看重的還是習近平的憲法意識，這有歷史與現(xiàn)實的深刻原因。

      延安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進行過著名的“窯洞對”，面對黃炎培提出如何跳出“王朝興亡周期率”的問題，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后來的實踐說明我們并沒有真正解決好這個問題，否則就不會發(fā)生“文革”這樣的國家災難，也不會有鄧小平那振聾發(fā)聵的話：“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

      能不能把權力關到籠子里，檢驗和決定著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華麗轉身。問題不復雜，解決起來不簡單，因為這涉及到共產黨的政治理論、政治優(yōu)勢與傳統(tǒng)經驗的升華問題，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出現(xiàn)過權力失控的問題?顯然不能簡單歸咎領導人的失誤，必定存在更深層的原因?？梢哉f，習近平的憲法觀就是克服社會主義國家通病的良藥，是必由之路。

       第三部曲：“八項規(guī)定”引領的是執(zhí)政黨與國民的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

      中央一系列舉措中最見成效的是“八項規(guī)定”。習近平主導的這一舉措，最大意義和價值不在遏制不良行為，而在引導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當我們把這一舉措與他在中央黨校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講話結合起來，會更為清楚。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突出強調了共產黨堅守共產主義信仰和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重視舉措背后的價值觀與精神追求十分重要。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敢于理直氣壯地堅持一黨執(zhí)政，而堅決不走西方政黨輪替的政治體制，恐怕不能歸于維護既得利益，也未必是因為歷史功績，很重要的是自己追求的遠大目標最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失去了這樣的精神目標，勢必落入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的一個價值判斷：政黨不存在誰高尚于誰，都是代表某一利益集團進行的博弈活動。這也是西方政黨輪替的倫理基礎。如果共產黨沒有遠大而又高尚的政治目標，所追逐的和其他政黨沒有差異，都是功利目的，那么就必然會走政黨輪替的道路。

      即使從執(zhí)政黨的成員乃至國民的精神大廈和價值追求的角度看，強化精神弱化感官刺激，也是改變目前幸福指數下降、痛苦指數上升的最重要途徑。較早以前，習近平在談及學雷鋒時曾說過要“學習雷鋒的幸福感”。這引發(fā)人們很多的思考：人為什么活著，什么是價值和如何實現(xiàn)價值，什么是幸福和如何獲得幸福。人一旦沉溺于物質和感官，只能進入貪欲無度，結果也便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因為人原本就是物質和精神結合的產物，物欲膨脹，精神追求必弱，反之則亦然。為什么官員隊伍的腐敗之風愈演愈烈?不能全歸咎于制度的漏洞，很重要的是缺少精神追求。我們經常講西方發(fā)達國家腐敗現(xiàn)象比我們少得多、輕得多，有制度的原因，也還有不想貪的問題。怎樣才能讓人不想貪，很重要的是豐富其精神世界，改善其價值追求。所以說，“八項規(guī)定”真正從觀念到制度上都得到切實落實之時，中國官員的道德和人文品質必將得到大幅提升，那時講為人民服務才能找到扎實基礎。又由于黨風決定政風，政風影響著民風，所以全社會的物欲過強的局面才有可能扭轉，道德狀況才有可能改善。中國走向世界、引領世界才擁有了民眾基礎，這也是筆者撰文，認定“大國崛起于精神”的重要原因。

      如果深度追尋，我們甚至還可以說，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尋找新的精神力量增長點的途徑和舉措。冷戰(zhàn)結束后，“意識形態(tài)終結”和文明沖突思潮產生出來，特別是世界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價值觀博弈遷移后，我們遇到的挑戰(zhàn)遠大于西方，因為西方的精神世界原本就來源于宗教信仰，政治生態(tài)的變化幾乎不影響其社會和民眾，甚至不影響其政黨的精神和價值系統(tǒng);我們就不同了，因為我們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追求原本就來源于政治活動或政治斗爭。一旦政治系統(tǒng)出現(xiàn)根本變化，其精神沖擊不可能不大。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為紅軍將領王爾琢寫的挽聯(lián)就是：“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念如何，得到勝利方始休。”革命勝利毛澤東仍然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原因在于如果放棄了階級斗爭，中國共產黨由揭示階級矛盾而來的階級基礎和階級力量則無以生長。為什么改革開放跳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后，社會上迅速出現(xiàn)了“遠離崇高”思潮，結果走到“窮得只剩下錢了”的窘境，原因同樣在于此?？梢哉f，不能打通革命與執(zhí)政的精神脈絡，不能為執(zhí)政集團的成員找到精神歸宿，講政治再多，制度規(guī)定再多，都不會改變腐敗橫行。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