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洲 
 

      話語權之爭的凸顯，是當今時代國際政治的一大重要特征。而由于存在“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基本格局，一個堅持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中國，一個以自身經濟發(fā)展惠及整個世界經濟的中國，一個以獨特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經驗探索新的發(fā)展模式的中國，一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并且承擔了越來越多國際義務的中國，卻常常成了西方主流輿論質疑、責難的對象。這給中國的和平發(fā)展進程帶來了諸多困擾，也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增強國際話語權是中國外交的努力方向之一，也已成為中國國際戰(zhàn)略的重要內容。

      然而，增強國際話語權卻是一項復雜的工程。要改變中國在國際話語權格局中的弱勢地位，一方面必須提高“向世界說明中國”的能力，避免誤解，增信釋疑。就如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提出的，應該“創(chuàng)新對外宣傳方式方法，增強國際話語權，妥善回應外部關切，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基本國情、價值觀念、發(fā)展道路、內外政策的了解和認識，展現(xiàn)我國文明、民主、開放、進步的形象。”這就要求有“說明力”的高質量的話語生產和傳播。另一方面，必須從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構建中國的話語體系，使關于不同具體問題的話語表述能被廣泛接受和認同。這就要求構建有“說服力”的話語體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這兩個方面的統(tǒng)一呢？立足點在于理論創(chuàng)新和學術話語創(chuàng)新，通過提高學術話語權來構建中國的話語體系。誠如李長春同志2012年6月2日出席“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工作會議”時的講話中所言：“如何在學習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用中國的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解讀中國實踐、中國道路，不斷概括出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科學的、開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是理論界和學術界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時代課題”。

      一、理論創(chuàng)新和學術創(chuàng)新對于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基礎性意義

      當今世界“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格局，特別是西方在各重要國際問題領域和國際政治價值觀上擁有話語霸權，使得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存在結構性障礙。而這種格局和現(xiàn)象的產生有著非常復雜的原因，其中有兩大因素起著決定性作用。其一是冷戰(zhàn)終結帶來的國際結構性影響。在冷戰(zhàn)時代，東西方在話語權競爭中互有攻防，決非西方話語一統(tǒng)天下，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理論及其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第三世界國家反殖、反帝、反霸的話語都有著廣泛的認同度和影響力，即使在西方的知識界也存在批判西方制度的很有影響力的“左翼”知識分子陣營。但是，冷戰(zhàn)以蘇東劇變、蘇聯(lián)解體和社會主義陣營“失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勝利”的方式終結，從而形成了冷戰(zhàn)后西方話語幾乎所向披靡的霸權地位。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冷戰(zhàn)后的國際格局其實是一個雙層結構，一個是以經濟和軍事為基礎的物質性權力結構，一個是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為基礎的價值觀念結構。這一雙重結構的國際格局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也為其話語霸權提供了結構性和制度性空間。其二，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分化，再加上中國自身面臨著社會經濟制度轉型和看待外在世界的觀念轉型，因而也面臨著國際話語轉型，原先的“戰(zhàn)爭與革命”時代的話語已經不再時興，而在觀念轉型尚未完成之前，很難構建出一套不同于西方話語卻擁有廣泛影響力的“中國話語”體系。即使是冷戰(zhàn)終結多年之后的今天，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崛起，國際格局中的物質性力量結構已經被大大改變，但是，從政治價值觀和話語權角度來說，西方的話語霸權并沒有明顯弱化，反而仍在繼續(xù)加強。對于中國而言，要破除西方話語的霸權地位，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任重而道遠。

      當前，中國要增強自身國際話語權，關鍵是要在對冷戰(zhàn)后的西方主導性國際話語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找到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突破口，也就是要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和學術創(chuàng)新來提升中國的學術話語權。

      冷戰(zhàn)后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話語，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以其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為底色的國際政治話語；二是在具體國際議題或國際問題上的國際話語；三是一系列有關國際政治的新的概念、范疇和表述。第一種類型的話語，包括“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霸權穩(wěn)定論”、“民主和平論”、“社會主義失敗論”、“民主化第三波”、“邪惡軸心論”、“失敗國家論”，以及直接針對中國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霸權挑戰(zhàn)論”、“在非洲新殖民論”、“國強必霸論”、“中國責任論”，等等。第二種類型的話語，包括氣候暖化議題和氣候責任、反恐怖主義、反核擴散，以及直接與中國有關的美國“重返亞太論”、“南海航行自由論”，等等。第三種類型的話語，包括“軟實力”概念的提出、“權力轉移”的論證，等等。無疑，這些話語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或論證邏輯不夠嚴謹，或概念定義不夠嚴密，或數(shù)據存在偏差，或對事實本身存在誤解，不一而足，針對中國的話語更顯其對事實認知的偏差或價值觀念上的偏見。然而，不容否認的是，這些西方話語的主流部分，是以學術著述的面貌出現(xiàn)的，尤其如“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霸權穩(wěn)定論”、“民主和平論”、“民主化第三波”等都基于一些著名學者和理論家的學術研究，多種“中國威脅論”也有著學術言說。盡管對于基于事實歪曲和價值偏見的西方話語，我們不能認同，但批駁它們的最好方式不是道德審判和價值的譴責，也非政策宣示性的否定，而是學術上的回應。同樣，新的國際議題的設置和話語引導的達成，新的學術概念、范疇和表述的提出，都必須基于深入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思考之上。這就要求中國學者和學術機構能有相應主題的更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只有以此為基礎，才能通過反駁和對話提高中國的學術話語權，進而提升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權。

      從根本上說，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界是一個國家理論生產的場所和主流價值觀構建的陣地，也是政府決策的智庫和大眾教育的重要知識來源。它對于國家如何構建國際政治觀念和外交哲學、如何設置國際議題、如何回應外來關切、如何消解外部的話語霸權并提供替代性的自身國家話語，以及如何做到理論話語的自給和外來話語的取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概言之，一國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術話語權，是其國際話語權的基礎，也是構建國家國際話語體系的支柱。要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必須以發(fā)展和繁榮具有中國特色的相應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提升中國學術的話語權為基礎。

      二、當前中國學術話語權的主要問題

      一方面，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與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訴求，賦予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建設以重要使命；另一方面，中國當前的學術話語生態(tài)還存在種種不足，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與西方的話語之間存在巨大的“話語逆差”；二是設置國際議題的能力不足；三是價值觀多元化。這些因素共同制約著中國學術話語權的提升。

      其一，“話語逆差”問題。雖然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規(guī)模，博士畢業(yè)生的數(shù)量已經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每年發(fā)表的人文社科類論文和著作也名列世界前茅，但這些“量”的擴張都沒能改變中國學術話語“質”的總體低水平狀態(tài)。“話語逆差”是其中特別明顯的表現(xiàn)。如今中國的經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宗教學、美學、人口學、政治學以及國際關系學等學科的主流話語，大都來自于西方，極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中國”印記的。一方面是中國學界大量輸入了西方的學科話語及其概念、范疇、表述，另一方面中國鮮有原創(chuàng)性的學術概念和話語可供輸出或在西方學界被普遍接受使用。諸多西方學術著作的譯本早已占據了中國人文社科類書店的重要位置，其中許多還是長銷書、暢銷書和學科必讀書?？梢哉f，我們的許多學科，已經成了西方理論話語的“殖民地”和“跑馬場”。雖然說現(xiàn)代學科劃分體系本來就起源于西方，大多數(shù)學科也是西方首先發(fā)展起來的，引入西方話語本屬正常，但過于巨大的“話語逆差”現(xiàn)象背后，是中國原創(chuàng)性和本土化的學術話語的窘境，以及對西方學術與理論話語的“順從”。與中國對西方的巨大“話語逆差”相伴隨的，是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不過是對西方話語掌握較為熟練的二道販子，“以洋為重”或“挾洋自重”的不正常學術生態(tài)成了常態(tài)。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以西方經驗為基礎、以西方思維方式為導向、以解決西方所遇到的問題為指向的西方學術話語，難以準確地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因此，在缺乏有競爭力的中國學術話語的情況下，“單向度”地采用某些西方話語來解釋中國問題往往是隔靴搔癢、似是而非、削足適履，甚至會造成社會、國家和民族認同的困難乃至撕裂。

      其二，國際議題的設置能力不足。國際議題的設置，既是國際話語權強弱的直觀表現(xiàn)，也是國際話語權競爭的重要途徑。冷戰(zhàn)后，中國加快了“與國際接軌”和“融入世界”的步伐，同時，經濟全球化問題的涌現(xiàn)讓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利害相關，和平發(fā)展的訴求也讓中國優(yōu)先關注某些國際問題，這些因素都為中國設置具有引導性的國際性議題準備了基本條件。然而，冷戰(zhàn)后以來的主導性國際議題，卻少有中國主動設置并引導他國討論的。雖然國際議題的設置主要是國家外交戰(zhàn)略需要的反映，但議題的提出在根本上來源于學術界和智庫對于國際話語需求的感知，議題的論證也是學術界的基本責任。換言之，國際議題的設置問題，是衡量學術話語權的重要尺度。認真審視冷戰(zhàn)后的主導性國際議題，如“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霸權穩(wěn)定論”、“民主和平論”等原則性國際政治議題，反恐、反核擴散、人道主義干涉、維和、氣候暖化與減排、保護生物多樣性、歐債危機等領域性的國際議題，以及與中國直接相關的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大國責任、南海航行自由等等具體雙邊或多邊議題，都是由西方主要大國設置的。國際社會的學術和社會思潮的涌入，也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變化，但不管是早期的“存在主義”還是后來的“后現(xiàn)代主義”，不管是關于“第三條道路”還是“世界是平的”，不管是“華盛頓共識”還是“全球治理”，如此等等，中國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術界都只是這些國際議題的追隨者，而非設置者。中國的學術界在長期以來的主導性國際議題上都只是扮演追隨者角色，其爭取國際話語權的意愿和能力明顯處于劣勢。

      其三，價值觀多元化。隨著冷戰(zhàn)后國際與國內局勢的變化、社會思潮的變遷和階層利益的分化，中國社會出現(xiàn)了價值觀多元化狀態(tài)。這自然也反映到思想與學術理論界，并轉而產生出具有多元價值的話語。以世紀之交“新左派”與“自由派”的分化為標志，中國的知識與學術界進入了一個多種價值觀共存的階段，馬克思主義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學術界價值觀多元現(xiàn)象已成基本事實。雖然對于國內社會問題的多元價值分化在面對不同的國際問題時會實行不同價值觀派別的創(chuàng)新組合，但關于國際政治和國際問題的話語表述，還是顯示出核心價值觀的缺失癥狀，表現(xiàn)在學術界對幾乎所有重大的國際問題都發(fā)出不同的聲音，對“9·11”如此，對美國反恐和攻打伊拉克如此，對于朝核問題亦復如此。這種狀況使得中國學術界的國際話語缺乏核心價值觀的統(tǒng)攝。因此，凝聚新的社會共識和中國的國際觀念共識，重構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價值觀，可謂迫在眉睫。

      三、以理論創(chuàng)新和學術創(chuàng)新為基礎構建中國的話語體系

      學術話語權的提升可以說是整體上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基礎和突破口所在，一個國家的話語生產在根本上依賴于學術和理論界話語權狀況。這里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提升中國的學術話語權；二是建立什么樣的中國話語體系。

      雖然當前中國學術話語權的狀況并不令人滿意，與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整體訴求和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努力之間存在較大落差，但其存在的問題卻是我們提升中國學術話語權的起點。在此，我們應該針對所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剖析。首先，與西方之間“話語逆差”的形成，既有遠因，也有近因。從遠因來說，自近代西學東漸以來，西方話語的大量輸入既有民族危亡之時局的逼迫，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革新愿望，并不期成為中國人國際觀念形成的思想來源之一。從那時起，“話語逆差”現(xiàn)象便已經存在。從近因上說，則是冷戰(zhàn)以西方“勝利”的方式終結，使得西方話語形成霸權。因此，中國學術話語的逆差問題既要歷史地看，又要從國際政治體系結構變遷的角度看。其次，中國學術話語權在國際議題設置上的表現(xiàn)，不難指出其中有話語權意識薄弱和國際洞察力不足的原因，但必須注意到，中國學術界的話語生產存在某些制度性的障礙。比如，不合理的課題評審制度和資源分派方式，造成學術研究的急功近利，遠離中國實踐，而非為探明真正需要解答的問題；成果評價體系上依靠論文和專著的數(shù)量，而國際議題設置這樣的事項通常被排除在成果評估視野之外；學術研究領域話語生產質量的下降，等等。最后，統(tǒng)攝性核心價值觀的缺失，使得中國的學術話語難以凝結為強勢的國際話語，但這是社會轉型時期的重要“癥狀”。盡快確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已成為構建內在價值觀和邏輯一致的中國話語體系的希望所在。

      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重要基礎和參照系，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的重點在于表達中國的國際政治觀念、國家利益認知和外交哲學理念并將之體現(xiàn)在對各種具體國際問題的論述中。因此，從尋求解決中國自身面臨的國際問題出發(fā)，應該是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構建的出發(fā)點。既重視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價值基底，又開放吸收西方現(xiàn)代話語的合理成分；既具有科學的嚴謹性和邏輯的說服力，又具有道義上的國際感召力；既能使理論話語解釋現(xiàn)實的國際問題，又能夠為人類社會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指明方向，應該是中國國際話語體系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