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

      改革以來中國民間形成了六種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社會思潮。按照它們在社會上形成并產生影響的時間順序，這六種思潮分別是：一、1980年代中期出現(xiàn)的自由主義啟蒙思潮;二、1980年代后期出現(xiàn)的新權威主義;三、1990年代中期出現(xiàn)新左派;四、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義;五、本世紀初的文化保守主義;六、最近幾年出現(xiàn)的民主社會主義。本文將簡要地對以上六種民間思潮形成的社會背景、主要內容，對重大政治問題的價值取向與態(tài)度、各自所依托的理論資源，以及這些思潮的歷史演變與可能走向，作出若干考察。當然，現(xiàn)實生活中的民間社會思潮并不止這六種，即使是以上六種思潮內部，仍然還可以再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亞類型。中國民間的思想文化生活將越來越呈現(xiàn)出更加豐富的層次與光譜。 　　

      引言 　　

      有人曾對思想作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思想就是在湍急的生活之流中，碰撞在問題的礁石上激起的智慧水花。只要人類生活中有矛盾困境，或疑難問題，這個時代的人們就會調動心智與理性能力，提出并運用一些觀念、理論或主義，來判斷反思這些矛盾，找出解決之法。這些觀念或理論可能有對有錯，但都是人類面對困境所作出的文化反應，是主體針對困境想出來的“大辦法”。當今中國知識分子中出現(xiàn)的種種思潮，我們也可以從這一角度來加以理解。 　　

      社會思潮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思想現(xiàn)象。當互不相識的人們，面對社會上的疑難矛盾，由于彼此間利益相近，經驗與價值取向相似，他們對某種社會現(xiàn)象往往會不約而同地作出同樣的反應。于是，他們物以類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匯合成一種思想的潮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凡是社會思潮，均具有四個特點：群體性、民間性、公共性、自主性。 　　

      與建國后的前三十年相比，后三十年是建國以來民間社會思潮發(fā)育、發(fā)展最為活躍的時期。在社會經濟轉型的歷史大變局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與新困境。面對困境與挑戰(zhàn)，社會上不同的人們，尤其是以思想為職志的知識分子，總會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論解釋、判斷與定位，并提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解決途徑。這樣就形成不同的社會思潮流派，彼此對峙并展開論爭。本文所指的當代中國社會思潮，是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間自發(fā)形成的，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運用不同的理論資源來應對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問題、矛盾或困境的不同思想派別。 　　

      當代中國社會思潮的豐富與活躍，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社會原因，那就是，從社會變遷的視角而言，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市場經濟的引入，導致社會分化與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與社會階層，從企業(yè)家、國企管理精英、知識分子、技術官僚、白領中產階級，離休干部到普羅底層民眾，他們出于本階層的實際切身利益，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對某些特定思想觀念與價值，自然會產生親和感，對另外一些思想，會產生排斥感。這樣，不同的社會思潮就會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會遇到自己的追隨者與反對者。另一方面，隨著傳媒與網絡空間的迅速擴大，相對寬松的文化氣氛的形成，公眾表達自己思想的公共空間也比過去更為廣闊，這就為不同思潮的滋育、傳播交流與相互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社會階層多元化與不同階層的利益的多元化，使人們思想大一統(tǒng)的同質化狀態(tài)不可能再繼續(xù)。執(zhí)政者固然要堅持意識形態(tài)不能多元化，但他們面對的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思潮多元化的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本文著重于考察改革以來中國民間六種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社會思潮。按這些思潮在社會上形成并產生影響的時間順序，這六種思潮分別是：一、1980年代中期出現(xiàn)的自由主義啟蒙思潮;二、1980年代后期出現(xiàn)的新權威主義;三、1990年代中期出現(xiàn)新左派;四、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義;五、本世紀初的文化保守主義;六、最近幾年出現(xiàn)的民主社會主義。本文將簡要地對以上六種民間思潮形成的社會背景、主要內容，對重大政治問題的價值取向與態(tài)度、各自所依托的理論資源，以及這些思潮的歷史演變與可能走向，作出若干考察。當然，現(xiàn)實生活中的民間社會思潮并不止這六種，即使是以上六種思潮內部，仍然還可以再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亞類型。中國民間的思想文化生活將越來越呈現(xiàn)出更加豐富的層次與光譜。 　　

      可以斷言，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六大思潮不但不會消隱，而且還會持續(xù)影響中國人的政治與精神生活。當政者也必須學會與不同思想流派的人們的相處之道。 　　

      一、自由主義思潮 　　

      改革初期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潮 　　

      自由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間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種思潮，它是伴隨著中國知識界對極左時代文化專制主義的批判與反思而出現(xiàn)的，可以說，它與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同步產生。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知識界與學生群體普遍強調思想啟蒙，提倡人的權利意識覺醒與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專制主義。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其中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他們從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中獲得思想資源，率先呼喚人的尊嚴、價值、自由、啟蒙與思想解放。 　　

      當然，以上這些觀念意識可以說是1980年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但作為自由派來說，他們與一般人的不同在于，他們不約而同主張人類自由人權價值的普世性，認為承載這種價值的西方多元政治體制，是普遍適用于一切社會的良制，然而卻忽視了西方多黨民主體制得以有效實施所需要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發(fā)展條件。在自由派看來，只要建立起被認為具有是普適性的西式多元政治制度，專制災難、經濟停滯與社會文明不足等社會矛盾就能迎刃而解，正像雨衣具有普適性一樣，穿在西方人身上可以避雨，穿在中國人身人同樣可以避雨。我們可以把這種并不考慮制度有效運行的社會支持性條件的“制度普適論”，稱為“制度決定論”。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持有這種觀念的人就相當多。孫中山曾經有過這樣的簡單觀念。[1] 　　

      事實上，辛亥革命后建立多黨制的努力失敗了，造成這種失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從政治社會學角度來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在一個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的大系統(tǒng)上，安置著一個高度西方化的、從工業(yè)文明社會直接移入的政治體制，導致本土政治生態(tài)條件對西方制度產生排異反應，令中國陷入“淮橘為枳”的困境。 　　

      與“多元民主制度普適論”相聯(lián)系的，是自由派普遍具有泛道德主義的政治思維。所謂的泛道德主義，就是指用道德標準來衡量那些本來并不能用單純的“道德”來評價事物的思維方式與態(tài)度。在1980年代后期，相當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既然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適用的良制，為什么當政者不愿意采取這樣好的民主制度?并認為，這只能從當政者的私心上來解釋。在自由派看來，拒絕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良制，就只能是動機不純，或不愿意放棄有權者的既得利益，拒絕分享人類共同的美好價值與制度。這就被認為是道德層面的正邪問題，而對于不道德的力量，只有通過斗爭才能取得民主的勝利。這里面實際上隱含著道德優(yōu)越感為基礎的“非正即邪”的不妥協(xié)的激進主義。 　　

      隨著“價格闖關”的挫折與“官倒”的引起的社會不滿加劇，泛道德主義思維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的焦慮感進一步升級，民間自由主義思潮也日益趨向于激進化。當年曾有一張大字報這樣寫道：“這是最后斗爭!成功了，偉大美利堅合眾國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失敗了，我們就會陷入印第安人的第四世界萬劫不復的深淵。”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受這種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人都懷抱這種西化的教條主義與激進的觀點，但這種思想體現(xiàn)的思維方式卻具有典型的“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簡單直線思維。激進的西化自由派懷抱著一種浪漫的激情與理想，要求實現(xiàn)在他們看來可以輕而易舉地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他們就會產生一種悲情與激憤情緒。應該說，釀成“八九風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社會思潮角度來看，它與民間的激進自由主義思潮走向悲情化并與威權政治發(fā)生劇烈沖突有關。 　　

      1990年代自由主義走向溫和化 　　

      1990年代中期，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內部出現(xiàn)分化，主流走向理性務實與溫和。出現(xiàn)這一趨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蘇東”事件以后，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激進自由派進行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休克療法”，并沒有獲得預想的成功，蘇聯(lián)、東歐經濟滑波與嚴重的社會脫序，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對激進自由理念的重新反省。人們也逐漸認同了體制內漸進變革的必要性、可能性與合理性。其次，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執(zhí)政黨在市場經濟方向上的改革不但沒有停止而且邁出了更大的步伐，“八九風波”以后，知識分子最擔心的那種前景——反改革的原教旨教條主義政治復辟——并沒有在中國出現(xiàn)，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強調的“反左優(yōu)先論”，成為當政者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話語。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穩(wěn)步推進，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現(xiàn)行權威政府的態(tài)度，從反對、疏離開始走向了認同，已經不再抱有原來那種強烈疑慮與對立情緒，認同了執(zhí)政者在經濟領域的進一步改革開放。這種轉變?yōu)槊耖g與政府的新的合作提供了前景。再次，1990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同樣也是得益階層。自由知識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人，在非政治的民間空間里，發(fā)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獲取經濟利益與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新機會。一位自由派人士后來說，中國這樣的發(fā)展態(tài)勢很好，美國也不要對中國逼得太緊，中國經濟這樣慢慢地進步，民主、自由也會慢慢地發(fā)展起來。此外，1990年代以后，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也開始接觸到哈耶克的比較溫和保守的自由主義理論。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對外開放大潮的出現(xiàn)，1980年代知識分子所推崇的盧梭的“不自由，毋寧死”的激進的觀點逐漸被拋棄，1980年代中期以來自由派知識分子與執(zhí)政者之間的緊張得以緩解。 　　

      當今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社會角色 　　

      應該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派，已經與“八九風波”街頭激進的自由派有很大的區(qū)別。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自由派人士，有時會表達出更激進的另類觀點。[2]但主張溫和理性的自由主義的人士漸漸在這一流派中占據了多數。他們積極推進中國融入世界，支持經濟全球化，強調人權、民主與自由，支持政府的改革開放。雖然他們對政府也時常抱著批評的態(tài)度，但基本還是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如果說，1990年代以前，中國民間思想界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同質化的自由主義思潮或傾向，那么，到了21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思潮只是民間多元聲音中的一種，極端與激進者的少數派還受到其他不同思潮力量的制衡與緩沖。當政者應該習慣于這些聲音的存在，要學會在“后全能主義”時代適應新的思想多元氣氛，不必對之作出過度的反應。 　　

      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民間自由思潮可以扮演積極的建設性的角色。首先，它對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開放的思潮，可以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雖然自由主義者對權力腐敗、社會貧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會不公平現(xiàn)象的批評同樣十分強烈，但他們堅決支持通過繼續(xù)改革開放來解決這些問題。一個頗為意味深長的例子是，一位自由派人士在某所大學做報告時，聽眾中一個新左派當場打斷了他，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你!”這位自由派則回應說：“沒有鄧小平也就沒有你!” 　　

      其次，自由派對于激進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可以起到降溫作用。激進的民族主義一旦成為主流，就會造成社會的失控，而自由派則強調全球化的歷史趨勢的意義，強調融入國際社會的必要性與歷史合理性。 　　

      再次，自由派對政治改革還起到提醒作用，他們不斷呼吁并提醒執(zhí)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民間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年來始終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進基層的公民社會建設，致力于社會的民主實驗，積極推動社會公益與慈善組織的建設與發(fā)展，他們在推進中國民主發(fā)展方面功不可沒。在民間社會思潮的光譜中，自由派將始終占據重要的位置。 　　

      二、新權威主義思潮 　　

      新權威主義是對激進自由主義的反向運動 　　

      1980年代后期，一股質疑激進自由主義的民間思潮開始出現(xiàn)，它就是新權威主義，這種思潮以漸進、穩(wěn)定與開明權威為杠桿的秩序作為主要價值。在新權威主義看來，開明專制下的社會進步，才是最終實現(xiàn)民主與現(xiàn)代化的條件。 　　

      作為激進自由主義的一種反向運動，它的邏輯如下：一個后發(fā)展國家，只有通過開明家長式的威權政治與國家引導的經濟發(fā)展，才能有效地發(fā)展市場經濟，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導致社會的利益多元化與中等收入階層的極大增長，只有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中產階段的成熟，與階層多元化相對應的妥協(xié)性、寬容、尊重契約性法治的政治文化的發(fā)展，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舍此以外的民主，由于缺乏民主需要的社會條件的支持，不是空中樓閣的幻想，就是不切實的、不穩(wěn)定的民粹主義無序狀態(tài)。新權威主義者認為，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后發(fā)展民族不經過經濟發(fā)展而一步到位地成功地推行多元民主政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權威主義體制被認為是為未來民主鋪平道路的過渡性政治手段。用開明權威政治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創(chuàng)造民主政治這只“看不見的手”，保持轉型的可控制性，就如同將杯子里的水平穩(wěn)地倒到盤中一樣，這一過程需要始終保持平衡。作為平衡杠桿的新權威政治對變遷過程的可控制性，是后發(fā)展國家能否成功向民主轉型的關鍵。 　　

      新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爭 　　

      當一個社會剛剛從某種權威體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擺脫出來，人們對任何權威政治的疑慮是可以理解的。作為新權威主義的對立面，自由派認為，在中國尚沒有充分清算專制主義流毒的現(xiàn)實情況下，新權威主義的出現(xiàn)，起到“為虎作倀”的負面作用，并有使中國有“倒退的”危險。他們指出，當人們已經受到專制權威的痛苦之后，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命運再次托付給專制權威統(tǒng)治者?他們還認為，不受約束的權威具有危險性，一種不受民主派壓力的權威很難避免腐化。新權威主義回答說，由市場經濟引發(fā)的多元化的社會力量，是天然的對權威政治的制衡因素，這種力量將隨著社會的現(xiàn)代化與法治不斷成熟。但這樣的回答并不能使自由派滿意。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大陸自由派與新權威主義的論戰(zhàn)也擴大到海外，這場權威與自由之爭，是知識界最早的思想論爭。 　　

      如何理解這次思想論戰(zhàn)?可以說，它實際上是二十世紀初期自由民主派與開明專制派之爭的歷史延續(xù)。這兩種思想之間的沖突，并不在于中國是不是應該實現(xiàn)自由民主這一最終目標，雙方在最終目標上并沒有根本分歧，而在于以什么方法與途徑才能實現(xiàn)中國的民主。 　　

      必須指出的是，從歷史事實來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新權威主義體制都能成功地向民主過渡，劣質的威權政治，如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拉美海地的軍人政權等等，只能導致朋黨式的“蘇丹化”政權。威權政治走向成功的民主，需要新權威主義政權具有可變通性、開放性與開明性，以及容許試錯過程中制度創(chuàng)新的彈性。 　　

      新權威主義的發(fā)展觀認為，對于威權體制下的發(fā)展中的問題，只能通過試錯式的漸進的制度創(chuàng)新的方法來解決。通過漸進的方式，隨著中產階級成熟，逐漸減少權威政治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以開放的心態(tài)，在多元試錯中，漸進地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標，這樣，就從權威主義經由“后權威主義”、“前民主政治”，而最終走向民主政治。這才是中國政治演進的正途。中國成敗的關鍵在于，制度創(chuàng)新的速度與路徑依賴發(fā)展的速度，何者走向更快。而要實現(xiàn)有效的制度創(chuàng)新，必要的活躍的自由空間是不可少的。高明的開明權威主義，是漸進地在試錯中走出權威主義的權威主義。 　　

      21世紀新權威主義的前景 　　

      新權威主義思潮在1980年代后期崛起，作為對激進自由主義的反向運動與批判思潮，它在1990年代前期成為中國知識界普遍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并在海外與國際中國學界引起廣泛注意。然而，進入21世紀以后，這種思潮卻漸漸退出知識界與公共網絡的關注焦點。當下中國思想界，是自由派與新左派兩雄角逐的時代，新權威主義思潮似乎已經淡出，處于邊緣狀態(tài)。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激進自由主義思潮，即主張直接推行多元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張，自1990年代以后，其社會活躍程度已大為減弱。因此，作為以批判激進自由主義為己任的的新權威主義，不再有發(fā)揮批判制衡功能的表現(xiàn)機會。 　　

      其次，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中國已經進入了事實上的新權威主義時代，作為既成事實，知識分子與學界已經不再感到有持續(xù)辯護這種體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黨國威權體制雖然在經濟發(fā)展上有驕人的成績，但權威政治的弊端也進一步突顯出來，社會普遍關注的疑難困境與矛盾，不再是權威受到激進思潮沖擊而解體，或由此導致的無政府狀態(tài)或脫序危機，而是權威政治下的腐敗、兩極化與威權家長制的消極性。而新權威主義的話語體系中，卻并沒有足夠的理論資源來分析這些世人關注的焦點問題。換言之，新權威主義對于解決上述時代疑難問題，并沒有提供有說服力的理論、概念與方法手段。 　　

      所以，新權威主義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需要適應時代的變化而進一步發(fā)展自己的解釋力，尤其是將新權威主義的理論與新政治經濟學、發(fā)展社會學、新制度主義與政治社會學等交叉學科相結合，形成對權威主義體制下的發(fā)展綜合癥的解釋力，就成為應有之義。相對于具有意識形態(tài)取向過強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更具有中性的理性的品格，新權威主義能否與工具性的新理論相結合，以形成強大的具有可操作性與解釋力的新理論，則是它是否能保持社會影響力的關鍵，這本應該是它可以發(fā)揮的優(yōu)勢。 　　

      因為，新權威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與視角，與政治社會學有著天然的方法論與視角關聯(lián)，它對于理解與解釋轉型中的中國的政治結構，對于深化中國走向民主化過程所必需的社會支持條件的認識，對于考察中國轉型政治的各種運行機制，對于制衡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中的激進主義與浪漫主義思潮，仍然會作出自己的貢獻。 　　

      筆者作為19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者，近年來運用新權威主義的思路，轉向對當下中國的權威政治的政治社會學考察，分析了當今中國的權威體制的結構特點，指出這是一種特殊的形態(tài)，脫胎于全能主義或全控主義體制的新權威主義，是一種“極強國家”與“極弱社會”相結合的權威政治，在人類轉型模式中是一種稀有物種?？梢苑Q之為“中國越南模式”。[3]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強大國家行政優(yōu)勢，作為一只創(chuàng)造“看不見的手”的“看得見的手”，對于中國經濟轉型與經濟發(fā)展功不可沒。另一方面，這種社會制約力度極低的“極強勢政府型”的權威政治，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在“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的環(huán)境中，強勢控制的做法由于引不起社會有效反彈與約束，實現(xiàn)國家引導式的轉型與發(fā)展似乎輕而易舉，得心應手，成本又低，于是會不斷自我強化這一體制，結果將陷入一種路徑依賴的惡性循懷，使極弱社會變成“極極弱社會”，這種路徑鎖定的死胡同，最終失去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解決矛盾的發(fā)展前景。 　　

      三、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的核心觀念 　　

      新左派是1990年代中期出現(xiàn)的一種社會思潮。如果說，新權威主義是從“右”的權威主義的立場來批判自由主義，那么，新左派則從左的平等主義的立場來攻擊自由主義。它把改革開放中的貧富分化等經濟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不公平現(xiàn)象，看做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伴隨來的惡果，從左的意識形態(tài)與西方新左翼理論(如依附性發(fā)展論、羅馬俱樂部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尋找對改革中出現(xiàn)的矛盾與問題的解釋框架，并由此而形成批判改革開放的一種思潮。 　　

      早在1994年，筆者結識了一位從美國留學返國在北京工作的經濟學博士，他十分鮮明地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改革就是受資本家剝削，開放就是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這一觀點雖然過于簡單與極端，但卻相當鮮明地表達了新左派的價值趨向。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新左派的發(fā)展勢頭很快，它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國現(xiàn)在實際上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官僚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國際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 　　

      二、新左派主張重新回到平均主義方式來解決“社會公正”問題。認為既然人欲橫流、貪污腐敗盛行是與“私有制”相聯(lián)系的必然產物，主張實行平均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并讓在公有制前提下發(fā)展參與式民主管理。 　　

      三、他們認為自己“重新發(fā)現(xiàn)”了毛澤東晚年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意義與價值。他們認為，毛澤東當年進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從根本上通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過“無產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來批判資產階級，來解決防止中國出現(xiàn)資本主義的問題。他們把當今推行改革開放的執(zhí)政中心看作是“走資勢力”，把支持改革與憲政民主的自由知識界視之為“右翼主流”。呼吁通過類似于“文革”的群眾運動，來恢復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 　　

      在這一方面，新左派與老左派有合流的趨勢。其中更激進者還指責當政者背叛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提出中國正面臨著復辟1949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危險，有人在網上鼓吹在中國大地要醞釀一場“革命風暴”。有人甚至提出要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爭目標，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開放期間一切公有財產被私有化了的財產，全盤收歸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在農村，實行土地國有化、勞動集體化、生活社會化的三農政策”。 　　

      可以大體上把新左派定義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論或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分層化、社會失范與社會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體現(xiàn)，并以平等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擇的社會思潮。 　　

      新左派的思維誤區(qū) 　　

      實際上，新左派的思維路徑就是對“文革”思維路徑的一種復制。新左派把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的矛盾，即那些本應該用發(fā)展政治學或發(fā)展社會學來解釋的現(xiàn)象與問題，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約束的條件下的腐敗，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階層多元化現(xiàn)象，一律用“階級斗爭論”來加以解釋。新左派對問題和矛盾產生的原因的認識，是由于特殊的路徑與心態(tài)相結合的認識機制而形成的。以下從網絡下載的一位青年人的心路歷程典型地表達了新左派是如何進入這種思維陷阱的： 　　

      在八九十年代，我對“文革”也是很反感的?？墒?，畢業(yè)幾年來在身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資本主義化，感受到階級斗爭就在身邊，走資派正在走，卻讓我重新想起了毛澤東?？梢韵胂瘢斘易x到毛主席關于官僚主義和階級斗爭的論斷時，心里是多么激動。他說出了我心里一直懷疑的事，而且早了幾十年——誰能及得上毛主席的大智慧呢。老鼠多了，自然會想起貓，這是老農說的話，簡單，實在。“貓”雖然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的思想、斗爭藝術還留了下來，夠我們學好一陣的。他的名字還讓受壓迫者歡欣鼓舞，讓壓迫者心有余悸。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這位網民一旦用“文革”極“左”意識形態(tài)中的“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競爭”、“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宏大概念，把腐敗分子定位為“走資本主義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我們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條主義的思維，在這一解釋過程中被重新激活，并且“越想越通”，甚至會恍然大悟。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識形態(tài)已經在我們民族心理與潛意識結構中形成一種政治文化定勢與民族心理中的積淀。這種思維一旦被激活，就會連成一片。在這些相互依存的概念之間的定向暗示作用下，一通百通。新左派對相當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這是因為青年人富于浪漫熱情，他們沒有經歷過“文革”的苦難，正如一位研究生對筆者所說的，他們從小學的政教課中接受的就是“興無滅資”的正統(tǒng)教育，到了大學時代就用小學教學書的接受的那一套東西，來評價當今現(xiàn)實中的不公平。新左思維就通過社會教育中的“左”的理論成分的激活而影響青年一代的。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對“文革”思維的路徑依賴?首先，從理論認識角度來說，由于我們的理論資源不足，不能從發(fā)展社會學的理論來解釋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改革綜合癥”現(xiàn)象。例如，發(fā)展中產生的脫序(沒有足夠的制度來制衡而產生的脫序現(xiàn)象)本來應該通過有效的制度創(chuàng)新來解決，更具體地說，某些當權者之所以通過“批條子”，與商業(yè)賄賂者相互勾結，形成權錢交易，是因為制度約束不夠，因而這樣做的不當得利的風險極小，成本極低，收益極大，于是正常的人就變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過制度約束，使權錢交易的風險極大，成本極高，收益極少，這樣，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級敵人”也就作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規(guī)規(guī)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這個“階級敵人”也就變成公民了。這里面不需要什么階級斗爭理論，本來就是常識。但如果用左的意識形態(tài)框架取代常理來對此作出解釋，難免要進行“文革”了。 　　

      新左派之所以在中國發(fā)展起來，其實并不難解釋，因為“左”的革命文化思維在走向真正的死亡之前，處于假死狀態(tài)，一旦有機會就會被激活。其次，中國當代改革的學術理論處于初創(chuàng)時期，學術上對發(fā)展中問題的理論解釋能力相當貧乏，而“意識形態(tài)思維”或“類意識形態(tài)思維”以及相應的“左”的政治文化，則由于全能主義時代普遍的宣傳教育與社會化，在人們思維中則根深蒂固，極其發(fā)達，它們總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覺地表現(xiàn)出來。 　　

      一旦階級斗爭思維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優(yōu)越感與斗爭哲學就油然而生。明明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創(chuàng)新來制衡的腐敗與兩極分化，在新左的眼里，統(tǒng)統(tǒng)被解釋為資產階級復辟、壟斷財團打擊勞工等。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新左派由于立足于“左”的意識形態(tài)思維而具有強烈的斗爭的道德激情。 　　

      新左派與文化浪漫主義 　　

      用《安徒生童話》里的一個故事來解釋文化浪漫主義是再形象不過了，童話里的主人公不滿意他的生活環(huán)境，總是向往富有田園詩意與牧歌色彩的中世紀時代。后來他無意中穿上了一雙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紀的一個小鎮(zhèn)，然而，那里卻沒有路燈、滿地泥濘、到處充滿私刑、綁架、恐怖與黑死病。到這時，他才意識到那個中世紀才是真正無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紀了。這也就是馬克思曾經批評過的中世紀“浪漫社會主義”。 　　

      對“文革”詩化、美化，這樣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滿足心理上的一種移情與寄托的需要。 　　

      更具體地說，浪漫主義者往往作為主體，把自己的熱情、理想、愿望不自覺地投射到另一類事物上去，而并不關注客體本身的屬性。通過這種投射來抒發(fā)、宣泄主體長期被現(xiàn)實壓抑的深層愿望，從而達到審美意義上的升華。其實，不同民族、國家、文化的知識分子中都存在對異國情調的浪漫情懷，并由此而很容易產生文化浪漫主義。[4] 　　

      為什么處于一種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們會對另一種他們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作出過于美化的理解?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文化誤讀”?其實，這種“文化誤讀”實際上是人類思想史上常見的現(xiàn)象。原因就在于，人們對這種異質文化做出想當然的贊美，其實是不自覺的愿望投射的產物。這種投射并不是為了認識該種文化的客觀屬性，而是為了主體的主觀需要，是為了更有力地表達自己立場的堅實性，也是為了達到一種心理宣泄、安慰與平衡。 　　

      新左派思潮的未來前景 　　

      某些激進的新左派與反對改革的老左派復舊勢力相結合而形成的反對改革、頌贊“文革”的思想浪潮，贏得了不少網上“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網絡世界里，確實有相當大的表達空間。但在整個知識界，他們仍然是少數。并不足以支配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 　　

      當然，新左派的一些觀念與批判，也并非沒有參考價值。從多元制衡的角度來說，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戰(zhàn)改革開放的大方向的思想言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對改革決策層的警示與借鑒作用。它對底層利益的關注，對公平與平等價值訴求，也是民主社會珍視的價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會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義與新權威主義的多元制約。作為一種在多元時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許可范圍內活動也有存在的權利。在一個法治化時代，隨著社會的正常發(fā)展，它的激進化趨勢會消退，它要經歷一個也許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煉期，才能擺脫生長期難以避免的幼稚與不成熟，通過理論上的脫胎換骨與價值轉型，才能在未來中國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據一席之地。

      四、新民族主義思潮 　　

      民族主義的兩重性 　　

      民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強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識，它如同家庭對于家庭成員的天然親和力一樣，對人們產生最直接、最自愿、訴于親緣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著民族，國家，以及外部世界對這一民族利益的挑戰(zhàn)、壓力或威脅，民族主義就會激發(fā)起人們?yōu)榫S護民族利益的熱情，責任與使命感。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可資運用的天然的政治資源，尤其是改革以前的意識形態(tài)對民眾的感召力逐漸淡出以后，民族主義作為政治凝聚力資源對當政者來說也就更為可貴。 　　

      但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是一種夾雜著強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種情緒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沖動甚至自私的動機掩飾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種煽情力，是一種崇高與人性的幽暗面交熾在一起的，甚至使被動員者自己也無法理解的復雜激情。在激進的民族主義成為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一旦務實的政府出于民族的長遠利益而主張溫和、讓步、理性妥協(xié)，民族主義就會挾道德主義的話語優(yōu)勢，居高臨下地挑戰(zhàn)政府的權威，斥責政府的“賣國投降”。尤其在群體性聚結的環(huán)境中，民族主義的氣氛會形成一種廣場效應的心理暗示，讓不相識的人們，突然地產生同仇敵愾的、法不責眾的破壞性行動傾向。其后果遠非任何當政者所愿意看到。 　　

      民族主義從復興到走向激進化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把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發(fā)展分為三個階段：最早階段是民族主義復興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民間民族主義開始進入相當活躍的時期，并出現(xiàn)激進化的趨勢;第三階段，從現(xiàn)在到以后數十年的相當一個時期內，中國民族主義將進入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并有可能逐漸走向溫和化。從長時段來概括，隨著社會健康的發(fā)展，它將走向漫長的“去激進化”時期。當然這只能說是一個大概的總的趨向。 　　

      改革以來中國民間自發(fā)的民族主義是在1990年代以后崛起的，一旦百年以來的屈辱產生的壓抑感隨著國力上升而有了釋放的機會，長期受壓抑的人們就會油然產生終于可以揚眉吐氣的心理，民族自豪感與民族自信心的增強，標志著民族主義的復興時期就由此開始。這種心態(tài)在突然崛起的落后民族中都曾經有過，包括現(xiàn)在的印度也是如此。 　　

      1990年代中后期，是民族主義顯示激進化趨勢的階段。后冷戰(zhàn)時代，中國與西方國家隨著全球化與經濟交往的發(fā)展，彼此接觸機會大增，對于雙方來說，由于進入改革時代的中國與西方之間存在政治、歷史與文化上的巨大差異，新的利益博弈規(guī)則一時還沒有建立起來。一旦進入利益博弈與利益沖突過程，雙方都夾雜著冷戰(zhàn)時期的思維定勢，這就更容易觸動中國人作為歷史上的受傷者的敏感神經，成為激發(fā)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爆發(fā)的重要原因。“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炸館事件”、“撞機事件”、“申奧過程中發(fā)生的相關事件”，均激發(fā)了中國民眾為維護民族利益與西方對峙。1999年，美國飛機轟炸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事件是激進民族主義的起點。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剛憤的激進民族主義思潮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當中迅速抬頭。 　　

      新民族主義激進化的原因 　　

      為什么改革開放時代的民族主義具有激進化的特點?首先，從民族心理角度來說，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形成了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中國是一個百年中受列強侵凌的民族，一個在歷史上享有無上榮耀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超級大國，在遭受挫折與凌辱之后，這種受傷者的敏感，有強烈的發(fā)抒宣泄的沖動，國家實力增強而產生的自信心為這種心理宣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國內獲得的由政府發(fā)布的相關信息的高度同質性，特別容易形成對事件過程的單方面的理解，于是會激發(fā)起百年中國人的悲情意識，形成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 　　

      其次，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與中國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義相結合，形成激進化趨勢?；谑芎Φ臍v史記憶而產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義會進一步把任何現(xiàn)實的溫和冷靜的態(tài)度與言論，解讀為“對外軟弱”，解讀為委曲求全的“綏靖主義”。激進民族主義者會形成對當政者的道德壓力，他們以為訴諸百年受辱的歷史記憶，就似乎從此具有了壓倒一切的語話優(yōu)勢。這種優(yōu)勢話語一旦在民眾與知識分子和官員中成為主流，結果就可能使務實的主政者也會被逼得要“順應”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潘多拉盒子釋放出來的“民意”，被迫以“剛性對抗”作為解決復雜國際關系的基本選擇。似乎只有如此，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才會認同主政者的權威合法性。 　　

      泛道德主義與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積淀有關。中國人三十年來與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著全球經濟發(fā)展帶來的成果，為什么“憤青”們仍然會以偏執(zhí)、好斗的方式來處理國際問題?這是因為，激進的極左的政治文化，曾經如此深深地滲透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骨髓與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維方式對人們的支配影響作用的式微，要遠比經濟變遷緩慢得多。我們的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陳舊的內容，我們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會在無意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下一代。我們民族只有在長期自覺地自我批判與自我反省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成熟起來，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未來中國民族主義“去脫激進化”的趨勢 　　

      雖然中國民族主義有潛在的激進化的傾向，但從長遠的趨勢來看，在正常情況下，激進民族主義將會退潮，溫和理性的民族主義將會成為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迅速崛起，他們的觀念更為穩(wěn)健性，心態(tài)更為平和理性，這使他們的民族主義更趨向于理性與溫和化。第二，政府已經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兩面刃特點，以及激進高調的民族主義話語霸權可能挑戰(zhàn)自己的權威，開始對民族主義情緒進行有意識的控制與引導。在中國，這種政府引導還是比較有效的。第三，開放環(huán)境使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更加了解。改變了原來封閉環(huán)境中形成的固有觀念。近些年來，中國加入WTO后，中外經濟合作與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西方在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獲益匪淺，國際關系上西方表現(xiàn)出更為合作的態(tài)度，由于刺激源的減弱，這反過來也淡化了作為反應方的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與對立情緒。第四，中國人的自信心更強了。一般而言，內心充滿自卑感與壓抑感的人，在受到刺激之后，更容易表現(xiàn)得亢奮、悲情與反應過度;相反，經濟發(fā)展與國力強大培育出來的民族自信心態(tài)，與中產階級理性相結合，更容易養(yǎng)成寬容坦然的處世態(tài)度，由于中國國力的強大，中國人對外部的反應也就越來越平和了。反應也就更為適度。 　　

      從近年中美關系、中日關系、臺灣問題逐漸走向緩和來看，以上這四種因素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傮w上，中國民族主義進入一個脫激進化的時期。 　　

      未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隱憂 　　

      雖然總體上說，民族主義已經進入一個去激進化的時期，但也不能對這一過程過分樂觀。第一，正如筆者前面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反應型的民族主義，經濟危機、西方的消極影響，都有使反應型的民族主義再次激進化的可能。第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特別容易產生高調民族主義，發(fā)展中的大國特別容易產生“虛幻的大國感”，長期受屈辱后的民族，被壓抑的自尊心有一種強烈的發(fā)抒的心理沖動。從分裂完成統(tǒng)一或國力正在上升時，這種民族心理就會借勢宣泄，任何由統(tǒng)一或國力上升的征象，都會使不少人產生“中國已經強大了”、“每個中國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的底氣。1928年北伐勝利以后的中國人對日本的態(tài)度中就有這種高調民族主義的典型表現(xiàn)。國力不足而又異乎尋常的大國感的自信，這種矛盾會把一個國家引向災難的陷阱。此外，受長期以來潛移默化的“左”的政治文化的深層影響，極左主義的話語優(yōu)勢仍然會影響我們對問題的處理與判斷。 　　

      五、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全球化沖擊下的中國人如何安身立命 　　

      文化保守主義是對于自“五四”以來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中的激進反傳統(tǒng)主義的反向運動，它在20世紀初期就在中國出現(xiàn)，到了21世紀中國則再次顯示出越來越強大的生命力。無論是學院知識分子、企業(yè)家，各級官員與大學生，都出現(xiàn)贊賞、認同并回歸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趨向與文化潮流。 　　

      這種文化保守主義或稱文化守成主義在21世紀中國的出現(xiàn)，有兩個重要時代背景。首先，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經濟上崛起與國力的上升，使國民文化自信心日益增強，而文化自信心與文化認同的載體一般則體現(xiàn)為這個民族祖先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主流文化。對于中國來說，則是儒家典章文物。通過回歸傳統(tǒng)文化來重建文化認同，就成為文化思潮變遷的應有之義。其次，20世紀后期，后冷戰(zhàn)時代全球化過程進一步加速，回歸傳統(tǒng)文化，也是中國人對來勢迅猛的西方全球化的浪潮沖擊與壓力的文化回應，通過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尋求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源，以此來克服全球化與西方世俗文明沖擊波造成的文化焦慮感與文化“無根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只要中國國力在進一步發(fā)展，只要西方文明為主體的全球化過程沒有中止，中國人就會通過回歸與肯定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來尋求精神立足點，文化保守主義將成為21世紀中國人中最具普遍性、最富生命力的思潮之一。 　　

      一位成功的白領女士正是這樣來表述的她個人走向文化保守主義的心路歷程的： 　　

      八十年代當我們在大學里，曾經總想拋棄自己的黃色文明，是激進反傳統(tǒng)的信奉者。九十年代在我們的青春時期，見證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發(fā)展。原本以為毫無希望的中國此刻是如此的充滿生機，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經濟生活的富裕卻凸顯出我們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匱乏。很多海歸派的空閑生活全是在燈紅酒綠的酒吧里度過的。而老外們的生活則要健康豐富得多。他們或去野外徒步，或駕船出游，總之他們好像對生活保持了更多的興趣和尊重。 　　

      為什么中國人的興趣愛好如此匱乏，如此淺薄?即使有了經濟上的富裕，我們也只是文化上的貧民。我們也許有知識，但沒有文化，沒有自己的根。我們是斷層的一代。也許就此以后我們也永遠無法將文化傳承給我們的孩子。這是多么可悲的故事啊。 　　

      當我接觸了中醫(yī)與儒家，那種“不可言傳，只可意會”的境界與文化神秘精奧吸引了我。中醫(yī)學只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小支流?？梢韵胂笕绻敲炊嘀Я鲄R集在一起，它的干流將是多么的壯觀。由于我們的歷史和語言與西方都截然不同，我們無法完全移植并認同西方文化，那必然會導致水土不服。我們只有好好挖掘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才能在自己豐沃的文化土壤上嫁接西方的文化果實。 　　

      正因為如此，我現(xiàn)在特別痛心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斷層。“土改”，“文革”，“破四舊”把傳承中國文化的士紳階層都消滅了，我們如何才能找回這失傳的火種呢?特別緊迫的是，許多了解傳統(tǒng)文化的人都上了一點年紀，隨著他們的逐漸老去，也許我們的文化就真正失傳了。而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永遠不會有前途的。 　　

      以上這段白領女士的內心獨白，體現(xiàn)了文化保守主義在新興中產階段中的影響力：一般來說，它的新支持者往往是這樣一批人：他們出身于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曾經是自由派，90年代的經濟成功卻突顯出自己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文化上的無根感，與外國人的交往反而進一步產生對精神生活、文化認同與尋根的需要。他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博大精深發(fā)生強烈的興趣。他們意識到，對于個人而言，沒有文化與精神生活的支撐，永遠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永遠不會有前途的，這樣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是新保守主義在中國1990年代以后在知識型的白領中產階級中獲得大量追隨者的的社會原因。 　　

      文化保守主義的要義 　　

      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開創(chuàng)者可以追溯到嚴復一代。嚴復是最早把西方自由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思想家，19世紀末，他對進化論的介紹引起中國思想的一次大轉向。然而，20世紀初，他對“五四”興起的激進反傳統(tǒng)主義感到憂慮，成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領軍人物。 　　

      嚴復對文化保守主義的貢獻在于，他提出“國性”的概念，他認為，“大凡一國存立，必以其國性為之基。國性國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別之教化，往往經數千年之漸摩浸漬，而后大著。但使國性長存，則雖被他種之制服，其國其天下尚非真亡[5]”，正是這種國性，使一個民族能“自拔于艱難困苦之中，蔚為強國”。他認為，國性存在于一個國家民族的“聲名文物”之中，存在于孔子的教化即主流文化之中，他認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經為之本原”，這里的“經”，就是儒家的典章文物，它是中華民族在適應環(huán)境過程中凝聚的集體經驗的結晶，在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亦必求之于經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號召天下”。[6] 　　

      嚴復還認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意義還在于,只有以傳統(tǒng)文化作為載體的情況下，從西方文明中借鑒過來的異質文化因子，才能順利吸收與鞏固。用他的話來說，“方其洶洶，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世圣哲所創(chuàng)垂，累朝變動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7]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嚴復引出一個可以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的十二字箴言：“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嚴復對此言的解釋是：“且守且進，此其國之所以駿發(fā)而又治安也。”[8] 　　

      我們可以把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大體上作如下的概括：這是一種在應對西方文化挑戰(zhàn)的過程中，主張以傳統(tǒng)主流文化的價值作為現(xiàn)代化中介與民族凝聚力的基礎，并經由傳統(tǒng)文化為載體的基礎上引進外來文明，來實現(xiàn)民族生命穩(wěn)定與持續(xù)過程中的文明匯合。新舊融合是文化保守主義的要義。國外的新儒家，以及當今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均以此為特點。 　　

      當今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 　　

      近年來，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學院與民間學者，積極倡導文化保守主義，并積極展開活動。有一位學者曾任教于南方某大學，提前退休后，在明代大儒王陽明悟道之處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講習儒學。他認為，儒學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華民族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結果是中國人“靈魂四處飄蕩，無所歸依”。中國國家的文明屬性也逐漸喪失，出現(xiàn)了嚴復所哀嘆的“國性不存，國何以為國”的狀況。要解決這一文化困境的辦法，就是大力復興儒學，以此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國現(xiàn)在不僅要增強“國力”，更要回歸“國性”，因為“國性”才是中國所以成為中國的根本標志。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國社科院哲學博士，十多年來堅持不懈自籌經費主編《原道》，并創(chuàng)辦了《中國儒學網》。這些執(zhí)著于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者還共同發(fā)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會講于陽明精舍?；蛑铝τ诎l(fā)掘儒家仁政思想，或倡導天下主義。紛紛匯聚一堂，研討新儒家學理與教義。 　　

      近年來，初具規(guī)模的“讀經活動”在國內不少地區(qū)漸然成風。據報道，數年以前中國就已有五百萬個家庭、六十多個城市少年兒童加入誦讀儒家經典行列。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國三十年來發(fā)展起來的城市中產階級與企業(yè)家為主要對象的國學班，也在各著名大學內陸續(xù)開辦，其中有影響的有清華、北大與復旦大學最為著名，國學班除傳授琴棋書畫之外，研習內容還有中國歷史、儒學、佛經、禪宗、周易、老莊思想等。 　　

      學院知識分子與民間知識分子在倡導文化保守主義方面可以說是遙相呼應。據報道，一批屬于自由主義的學者，都明確支持兒童閱讀中國古代經典，包括儒家經典。他們在學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蘇格蘭道德哲學影響，醞釀“中道自由主義”概念，這是一種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憲政主義框架。他們中有人提出“儒家憲政主義”、“科舉憲政主義”，也有學者從老子思想出發(fā)來論證強調“消極自由”的古典自由主義。在法學界，有一批學者從傳統(tǒng)中國的民本思想的發(fā)展來論證現(xiàn)代民權思想，也有一些思想接受新左派思想的學者，從中國司法傳統(tǒng)中去發(fā)掘判例法(普通法)傳統(tǒng)。新左派、自由派、民族主義者、新權威主義者以及民主社會主義者，這些各派學者雖然在許多重大政治問題上爭論不休，但在回歸文化保守主義方面，卻有著少有的共識。凡此種種現(xiàn)象均可以看作是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教育、文化、學術等領域的廣泛滲透與發(fā)展。 　　

      發(fā)掘人的內在精神資源：儒學的現(xiàn)代性 　　

      文化保守主義的崛起，還起到制衡全球化帶來的價值世俗化的消極影響的作用。世俗自由主義給中國人權意識得以覺醒，有其重要的意義。但在西方，自由主義在20世紀下半期開始走向俚俗化，鼓吹絕對放任與自由，拋棄了古典文明教化精神，也引發(fā)了從自由放任主義向“動物化”退化的嚴重文化危機。這種世俗自由主義對中國文化也產生嚴重的沖擊，例如北京有一個著名的性學女學者，她公開主張同性戀合法化與青年人中的“一夜情”。雖然，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發(fā)出各種奇談怪論本不足為奇。但特別令人憂慮的是，這種極端不負責任反道德倫常的文化“病毒”幾乎如入無人之境，本土文化中已經完全喪失了抵制這種極端不負責任的言論的文化資源。當代中國人特別缺乏對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不能不使人們反思自“五四”以后的激烈的反傳統(tǒng)主義的消極方面。 　　

      自近代以來，全盤反傳統(tǒng)主義思潮逐漸成為政治文化的主流，而革命文化又把文明教養(yǎng)看作是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筑來加以批判與拒絕，長期以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士大夫與中產階級的精致性，“文化大革命”式的“痞子文化”對精致性、教養(yǎng)性或文明性的全盤否定，長期影響了中國文化與思想生活，達數十年之久。 　　

      其次，到了新世紀之交，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主義又進一步滲透進了中國知識界的精神里，尤其對80后青年人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由于中國舊的文明價值被人為地鏟除，中國人的自由啟蒙價值中，本來就缺乏抵制低俗化的精神資源，而新的主要從美國過來的外來思想中，又缺少了對文明德性的關切。 　　

      正因為如此，從自己的傳統(tǒng)儒家精致文化中獲得制衡非道德化的世俗化文化沖擊，避免整個民族在過度世俗化過程中，走向動物化與低俗化，就成為時代的重大問題，中國傳統(tǒng)的禮文化恰恰可以轉化為平衡現(xiàn)代中國人所追求的自由價值的文明要件。如果從全球化伴隨而來的世俗化的文化困境的角度來看，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就具有更深刻的時代意義。 　　

      經過創(chuàng)造性創(chuàng)化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華，具有平衡世俗自由主義的絕對自我中心價值觀的作用，具有克服無根化與人生意義感缺乏的后現(xiàn)代病的作用。 　　

      儒家最關鍵的東西是發(fā)掘人的內在資源，并使之充滿人的心身，以此為基礎光大，從而形成一種人格力量，可以立足于世界，可以與惡勢力抗爭。近代國學家繆鳳林在《中國通史要略》中指出： 　　

      儒家重修身成己，充滿心身之本能，一切覺民之方，乃從中自然發(fā)露于外，其遇雖窮，其心自樂，人間名利，視之漠然，服其教者，往往力爭人格，孔子以為人生最大之義務在努力增進其人格，而不在外來之富貴利祿，即使人莫我知，境遇極窮，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蕩之樂，儒教真義，惟此而己。 　　

      更具體地說，仁就是內在的精神資源，它就是把人性中的善外化到世界上去，并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精神自我實現(xiàn)的自得之樂。這種由內而外的外爍性，使人脫離了低級狀態(tài)，脫離了動物性。這個意義上，古典的儒家在現(xiàn)代世界，就因其制衡動物化與人性異化的功能，而具有了強烈的現(xiàn)代性?！墩撜Z》中的“歲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可以形象地表達儒家的這樣一種人格力量：一個內心充滿仁的精神的人，足以對環(huán)境無所憂懼。 　　

      必須指出的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復興面臨許多障礙與困境，這是因為，中國現(xiàn)實生活中儒家的資源已經喪失殆盡。好幾代的中國人從小已經不再接觸儒家經典，人們并不了解孔子的思想，在理性層次上，誰也說不清傳統(tǒng)文化是什么，儒家有什么精華的東西值得我們一代一代保持下來，情感上傾向于回歸，理性上誰都說不清要回歸什么，這是當下中國精神世界的困惑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回歸文化保守主義，國人中的心態(tài)因素先于理性認識因素。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路仍然漫長而任重道遠。 　　

      六、民主社會主義思潮 　　

      走出暴力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要義 　　

      民主社會主義是21世紀初出現(xiàn)的一種社會思潮，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炎黃春秋》雜志上發(fā)表《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長文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掀起了知識界的爭論。民主社會主義對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正統(tǒng)提出挑戰(zhàn)。它認為，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長期以來被批判否定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其原創(chuàng)者并非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而是恩格斯，而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論，并不代表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正途。中國應該朝民主社會主義方向進行政治改革。 　　

      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主要人士，大都是離休的老干部。他們在信仰共產主義以前也接受過儒家文化、西方現(xiàn)代自由主義與“五四”民主啟蒙思想的影響，在1940年代后期出于對國民黨腐敗的不滿，以及對解放區(qū)政治清明的向往而積極參與革命事業(yè)。“文革”的專制主義災難使他們如夢初醒，改革開放又進一步使他們眼界大開。一方面，通過對國際國內共產主義運動的發(fā)展真相，特別是共產黨主要領袖人物與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的了解，通過在現(xiàn)實生活中在反思，對中共革命走向極左災難與改革后權力集中造成的腐敗的反思，使他們要堅決與他們所稱的“專制社會主義”決裂。另一方面，又看到西方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的結構性弊端，并意識到中國不可能簡單仿效西方民主政治來實現(xiàn)社會進步，這種種內因外緣，使他們在保持對社會主義理想的信念的同時，要拋棄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階級專制與中共早期不成熟的農村社會主義與計劃式社會主義的觀念，同時，他們又期望通過人民大眾的選舉性民主來保證社會主義避免不走向異化，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改良來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一位老干部用這樣的話來表達他的追求： 　　

      當前的共產黨和60多年前我加入的那個共產黨已經大不一樣了：黨組織的中堅成分已經不再是以農民和游民為主而是以國家公務人員和社會知識精英為主了;廣大黨員的文化素養(yǎng)、獨立思考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今天黨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也跟60年前大不一樣了，在國內，社會進步巨大，在國外，全球化代替了兩大陣營對立、五大洲民主浪潮澎湃。既然臺灣中國國民黨能實現(xiàn)民主，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就做不到? 　　

      應該有那么一天，我們共產黨的有魄力又有智慧的中央領導成員們，終于突破了權貴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并化解了那些因激憤于社會不公要求回到毛時代的同志們的疑慮，正式宣布立即啟動民主憲政革新。我是多么希望能夠活到這一天、好讓我?guī)е@個天大的喜訊去會見已經先我西去的親友、校友、戰(zhàn)友、難友們，讓大家都含笑于九泉啊! 　　

      大體上，我們可以把民主社會主義的要義概括如下：通過追溯馬克思與恩格斯晚年提出的資本主義可以不經過暴力革命而實現(xiàn)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的理論，來肯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通過民主化的制度創(chuàng)新來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根本理想，從理論上證明社會主義就是要走向民主;并以現(xiàn)在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實踐來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路徑的借鑒;在保持中共執(zhí)政黨地位的情況下，通過民主化，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理想。 　　

      良好愿望，而非發(fā)展路徑 　　

      一方面，人們對市場經濟發(fā)展導致的社會分化產生了嚴重的憂慮，從而通過社會主義的價值來呼喚平等與公正。另一方面，對社會主義體制內的權力腐敗與權錢勾結的專制主義的警覺，又使人們產生對大眾式的民主參與的價值追求。這樣，民主價值與社會公平的價值兩者必須得兼的觀念，在國人心目中就變得十分強烈了。雖然，1980年代初，民主與社會主義這兩種價值往往被認為是難以共處的。在這種情況下，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恰恰滿足了人們把公平與民主這兩個不同價值相結合的內心訴求，人們在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構想中，在社會主義價值、公有、平等、民主、自由之間找到了結合點。尤其在一些青年時代經歷過“一二·九運動”與“反饑餓運動”的自由民主洗禮的并參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老人中出現(xiàn)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強烈期待，這就絕非偶然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最大優(yōu)勢，是把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價值，把公正、平等與對底層利益的關注，以及對自由與競爭的現(xiàn)代經濟秩序的肯定，統(tǒng)統(tǒng)結合到一個體制中來。在某種意義上，它與自由主義相同，強調與國際經濟秩序接軌，強調法治與自由，但并不同意以仿效西方的多黨民主來實現(xiàn)中國的政治現(xiàn)代化。同時，它又與新左派相同，主張關注底層利益，強調公平與平等價值，但并不同于新左派不切實際的對“文革”理想的浪漫復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社會主義似乎可以成為自由主義、新左派與新權威主義的公約數，似乎可以把各派思潮的價值融匯到一起來實現(xiàn)國人的共識。試圖在保持社會主義思想與價值的前提下，找到實現(xiàn)中國民主，公平與底層利益的新路，這似乎是這一思潮的最大優(yōu)勢所在。 　　

      從好的方面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把各派的價值都一定程度上結合進來了，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潮與政治力量都在民主社會主義中找到與自己的相同點。但另一方面，民主社會主義表面上的優(yōu)點，實際上恰恰又是它的弱點所在，因為民主社會主義者把社會主義、平等、公正、效率、和諧所有這些人類美好價值似乎是大雜燴式地熔為一爐，卻并沒有提供實現(xiàn)這一價值大融合的具體路徑與方法?？磥恚裰魃鐣髁x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種良好的理想與心愿，而不是現(xiàn)階段的發(fā)展路徑與具體模式。 　　

      即使對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的示范作用，不少批評者也認為不能過分強調，因為中國與西歐國家在歷史、文化、地理、經濟與政治發(fā)展條件、路徑實在是大相徑庭。歐洲資本主義的高度發(fā)達與經濟積累，為高福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物質準備。代表勞工利益的左派政黨的存在，社會層面有比較強大的工會，并不斷對政府施加壓力，都為通過民主選舉的壓力來解決貧富不均問題的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現(xiàn)實可能。 　　

      相反，中國現(xiàn)階段不具備民主社會主義的條件。首先，中國經濟仍然處于發(fā)展的初級階段，不存在實現(xiàn)高福利的社會政策的經濟基礎。其次，超階段地推行全民普選制，在缺乏公民社會的條件下，會演變?yōu)榻诸^民粹政治。即使讓代表底層勞工利益的政治家上臺執(zhí)政并推行高福利政策，由于平等化速度太快，會使效率受到挑戰(zhàn)，后果將是經濟大滑坡，失業(yè)倍增，最終還是底層民眾受損最重。中國在現(xiàn)階段并不具備實施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條件。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只能在遠景的意義上有其價值。它可以成為人類長遠追求的理想目標。 　　

      七、民間社會思潮多元化的時代意義 　　

      對新思潮的解釋：不同思潮對應不同的疑難困境 　　

      群體性的社會思潮是對社會困境與矛盾的反思的產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不同思潮之所以不早不晚地在某一時段出現(xiàn)，恰恰與不同時期的社會疑難與矛盾，存在著對應關系。由此順藤摸瓜，就能比較清晰地把握各種思潮的來龍去脈。 　　

      自由主義思潮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出現(xiàn)的社會思潮，它是國人對“文革”專制主義的批判意識覺醒的產物。自由主義對法治的呼喚，對啟蒙、人權、民主、自由的價值的執(zhí)著追求，反映了在經歷“文革”專制主義苦難后的中國人所追求的價值的大轉向。 　　

      新權威主義在1980年代后期出現(xiàn)也有其歷史背景，它是在自由主義走向激進化以后的反思與批判思潮，新權威主義者強調變遷過程中的可控制性，強調政治秩序穩(wěn)定的必要性，與當時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激進自由運動可能帶來的無序化前景的憂慮感有關。作為對自由派的西化普世主義的反向運動，新權威主義則更多的是對斷裂與革命式的歷史跨跳的質疑。 　　

      新左派思潮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出現(xiàn)，而不是在此前出現(xiàn)，也絕非偶然。正是1990年代后的市場經濟大潮的全面鋪開，各地出現(xiàn)的競爭無序化、貧富分化與底層利益的受損，這些與社會不公有聯(lián)系的社會困境，是產生新左翼思潮的客觀原因，盡管新左派知識分子以反對改革來實現(xiàn)平等的觀念被認為是錯誤的。 　　

      新民族主義之所以出現(xiàn)于1990年代后期與21世紀初，是因為改革開放使中國國力增強，百年屈辱后的揚眉吐氣感，與對全球化過程的消極面的批判，均從不同方向進一步強化了國人的民族意識。 　　

      文化保守主義與新民族主義在社會上突顯的時間幾乎同步，全球化與市場經濟引發(fā)的價值觀的世俗化，引起了全民的尋根意識與文化認同感的覺醒?；貧w傳統(tǒng)的思潮也與新中產階級的發(fā)展有關，這一思潮體現(xiàn)了這一新階級在文化上的更精致的趣味與追求。 　　

      最后出現(xiàn)的是民主社會主義。這種思潮體現(xiàn)了中國人在精神意識上，對多種美好價值共處的均衡需要。 　　

      當代思潮與社會階層的對應關系 　　

      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多元并存，與社會分層化與地域利益多元化趨勢均有著密切關聯(lián)，中國思想界與社會文化領域重新呈現(xiàn)出建國以來從未出現(xiàn)過的相對豐富的多元的光譜。 　　

      雖然，社會階層與思潮的對應關系決不能簡單化。但大體上看，追求自由與個體權利的自由主義思潮，確實在中產階級與企業(yè)家中有相當多的支持者。強調秩序與穩(wěn)定的新權威主義，在官員與大企業(yè)家中有不少贊同人。呼喚平等與社會公正的新左派則在青年一代中而不是中老年人中，有許多支持者。新左派中的溫和派，其中相當數量的人與大學文學批評專業(yè)有關，因為他們比較多地受西方后現(xiàn)代文學批評思潮的影響。新左派中的激進派或民粹主義派，在中西部地區(qū)的底層弱勢群體與“憤青”中有許多支持者。70后的知識型白領、中產階段、企業(yè)家中，文化保守主義有比較大的影響。民主社會主義在飽經政治風霜的老干部中有相當多的支持者。 　　

      我們還要注意到，從地域分布上看，極“左”原教旨主義者在北方如河南、北京數量相對較多些，相對而言，南方地區(qū)，例如在上海、長江三角州則較少見。在廣東、江浙如溫州等地均極少見。相反，自由主義思潮在廣州比較多，這種地域性分布與經濟發(fā)展程度有一定關聯(lián)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中西部交界地區(qū)，激進民族主義思潮反而比沿海更為普遍，安徽合肥的家樂福事件是一個例子，這是因為轉型過程中，民族主義往往會成為表達不滿的最安全發(fā)泄口。“憤青”在民族主義話語中可以獲得更大的表現(xiàn)場所。而在沿海地區(qū)，溫和的民族主義的發(fā)展勢頭比較明顯。地域、階層與社會思潮的對應關系，可以是與社會思潮有關聯(lián)的政治社會學研究的新課題。 　　

     人們并不要求玫瑰與紫羅蘭發(fā)出同樣的芬芳 　　

      自由派強調中國要繼續(xù)改革開放，要進一步發(fā)展市場經濟，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并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強調法制與國際接軌等。新左派自發(fā)地對社會主義價值與公平價值的重視與肯定，對執(zhí)政黨革命的歷史貢獻的強調，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新權威主義對秩序與權威在轉型過程中的意義的重視與肯定。民主社會主義強調珍視社會主義的價值以及大眾尤其是底層的民主與平等。文化保守主義強調民族文化認同，民族主義則強調國家利益，與本民族內部的團結，為國家凝聚力提供了意識形態(tài)之外的新的資源。 　　

      綜上所述，各種思潮都與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某些重大問題與現(xiàn)象有關。這六種思潮均與中國現(xiàn)代化所需要的價值存在著關聯(lián)性。例如，自由主義強調競爭、憲政與法治與人權，新權威主義強調秩序與穩(wěn)定，新左派強調公平與底層利益，民族主義強調國家利益與民族凝聚力，文化保守主義強調民族的文化認同，民主社會主義強調社會主義與正義的結合，等等。正因為如此，只要各種思潮不走向極端，那么，它們在憲政條件下均有著不可剝奪的生存的權利與自主的空間。在走出了中古時代的中國，只要沒有觸犯憲政底線，當政者并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力去禁止它們。當政者必須學會并習慣于與不同思潮和諧共生。各種思潮的所強調的不同價值都是社會發(fā)展與文明進步所需要的，這些不同的思潮彼此之間也存在著競爭、交匯與思想碰撞，并形成的復雜的互動關系。不同思想與思潮并存，是社會多元性在文化領域的反映，這也是中國走向真正的常態(tài)社會的進步標志。 　　

      馬克思說過，人們并不要求玫瑰與紫羅蘭發(fā)出同樣的芬芳。互動有利于思想發(fā)展與社會進步，避免同質化。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不同的聲音，不可能讓所有的人只有一種思想，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同思想之間可以彼此磨礪，有助于思想的發(fā)展與進步，有利于避免社會同質化與死氣沉沉，只有單一思想是可怕的，是我們民族的深刻的歷史教訓。反右斗爭后，社會制衡機制消失，我們曾經有過只有一種思想的時代，由于沒有其他思想與觀念的制衡，結果由于信息的封閉，因為信息的單一性、同質性，不同的聲音無法傳到耳朵里。這就是萬馬齊喑造成的災難。造成三年大災害的民族悲劇，如果不同思想能相互制衡，信息自由流動與思想的自由開放，就不會有“大躍進”走火入魔的悲劇。 　　

      思潮多元化對未來中國民主的功能意義 　　

      近年來，中國的思想多元化格局，多元文化的格局已經形成，這是大轉型過程中的新的文化特點，我們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已經增強。而且這樣的同質化，只要在法律范圍內，這種多元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相對自由寬容的思想空間與傳媒環(huán)境，思想保持著多元豐富并存的空間，是正常社會都有的，改革三十年來中國思想的多元化，是改革開放的環(huán)境所賜。也是中國走向正常的社會的標志。 　　

      思想的碰撞是一個民族精神發(fā)展的條件。不同角度對問題的思考，會激發(fā)我們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問題。思想只有在碰撞中才能發(fā)展，對改革開放與突破極“左”迷信具有重要貢獻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以及“分稅制”的推行，“社會主義和諧論”的產生，都是民間思想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積極互動的結果。 　　

      思潮多元化恰恰是未來中國民主多元制衡機制的社會先決條件。眾所周知，中國經濟改革導致的社會分層化已經出現(xiàn)，然而，單純的社會多元化并不足以成為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充分條件，而1990年代以來出現(xiàn)的知識分子思想多元化，與社會多元化相結合，形成階層與思想流派的對應關系，則是未來中國民主政治有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體地說，這種對應關系體現(xiàn)在：自由派對私有產權、自由競爭、人權自由與法治的強調，在客觀上更符合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利益;新權威主義與自由派的保守派，對秩序與穩(wěn)定價值的強調，客觀上更能體現(xiàn)從舊官僚階級中轉化過來的新興技術官員與大企業(yè)集團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拋棄過于浪漫的底層情結與暴力革命崇拜，他們對公平、平等與弱勢群體利益的強調，則在客觀上能體現(xiàn)低收入群體的利益訴求。這樣，不同思潮背后各有其在社會上對應的利益集團與社會階層。當各個社會利益集團與階層要在民主體制下爭取自己利益與發(fā)言權時，他們就有了表達自己利益與價值的意識形態(tài)或思想主義，并可以在這一思想主義下聚結成政治黨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寬容與理解的條件下互動，對于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結語：現(xiàn)代化程度取決于多元包容程度 　　

      社會思潮的多元并存，不經意中，形成事實上的百家爭鳴的趨勢，不同思潮在應對其他思潮挑戰(zhàn)時，也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從三十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來看，“六四”事件的發(fā)生，固然有多方面復雜的原因，但改革開放初期民間思想的高度同質化，導致激進西化自由派話語權在民間獨大，缺乏不同思想之間的競爭與制衡有關。當今中國民間思想的多元制衡格局已經形成，例如激進自由派提出“政黨注冊論”的激進觀點，就受到新左派與新權威主義的批判與制衡，而極端新左派提出的為“文革”與“四人幫”翻案的言論，同樣受到自由派與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強烈反擊與有效制衡。隨著中國社會的日益健康發(fā)育，理性的聲音在社會上將越來越有影響力，來自不同思潮的極端聲音雖然會始終存在，但只會處于邊緣，任何極端的與激進言論，也只能是多元聲音中的一種“不同凡響”的異端而已。任何極端聲音，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里，不可能會在社會上產生連鎖反應。它總會受到不同思潮的制衡與平衡。社會思潮多元性的意義，就在于它提供了適應環(huán)境更多的試錯機會與思想方案。而這種方案與機會越多，一個社會適應環(huán)境作出不同選擇的機會就越多，這樣社會應變與適應的能力也就越強。 　　

      馬克斯·韋伯曾說過一句精辟的話：一個國家現(xiàn)代化的程度，取決于對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誠哉斯言，中國在經濟現(xiàn)代化的同時，也在經歷一個文化現(xiàn)代化的過程。多元化正是文化現(xiàn)代化的標志。正因為如此，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越來越接近于成為正常的、健康的多元社會的歷史過程。面對21世紀的思想開放多元的時代趨勢，政治決策者與知識分子，只有闊視遠想，在廣泛吸收各類社會科學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創(chuàng)新，把美好文明價值輸入到意識形態(tài)創(chuàng)新過程中去，并以此來迎接21世紀中期的到來。在筆者看來，那將是中國真正走向民主與自由的時代，是建立在經濟繁榮與人性發(fā)展的時代，是中國人前后為之奮斗了兩百年的時代。要進入這樣的時代以前，中國精神生活與意識的多元化，將是不可避免的。 　　

      注釋： 　　

       [1].孫中山在1906年在對東京中國留學生的演講中就認為，中國推翻滿清以后要建立多黨民主制，這就如同我們現(xiàn)在造好了鐵路，需要引入火車頭，我們當然要用西方人發(fā)明的最新式的火車頭。而不要用舊式火車頭，他說，多黨民主制就是新式火車頭，而開明專制則是舊式的火車頭，他認為，西方人發(fā)明新式火車要數百年之功，而我們拿來就可以用。在他看來，問題就這么簡單。 　　

      [2].例如，2006年的“西山會議”上，有一位自由派青年法學家提出，中國共產黨是“沒有注冊登記”的政黨，是不合法的。實質上這是食洋不化的法學的教條主義：它把西方的憲政作為放之四海的普遍適用的“第一原理”，并以此來套用后發(fā)展的非西方社會。實際上，中共并不是通過多黨選舉制度上臺執(zhí)政的，中共的執(zhí)政地位是通過打天下的革命形成的，如果說要“注冊”，那么紅色革命就是最有力的“注冊”。中國的政治變革必須按中國的經驗進行試錯，并不需要按此種刻舟求劍的方式來進行。 　　

      [3].參見蕭功秦著：《中國的大轉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 　　

      [4].1978年我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曾和一名叫奧來弗的法國留學生同宿舍三年。這位奧來弗先生是法國的左翼青年，他顯然是市場經濟競爭社會中的失意者。他憎惡市場經濟，憎惡市場經濟競爭帶來的各種社會不公問題，他從對法國市場競爭制度的批判中，附帶形成了對中國“李雙雙的公社食堂”充滿詩情畫意的溫柔聯(lián)想，并進而連帶產生了對“四人幫”的好感。他認為這四個人，堅持的正是他渴望在法國獲得而沒有實現(xiàn)的東西。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傳到法國，在他的心目中，大鍋飯體制顯得無限美妙。他把對競爭社會反感產生的逆向心理，以及對另一種反競爭的體制與價值觀的熱情，完全投射到中國文化革命時期的人民公社上來了。 　　

      [5].嚴復：《讀經當積極提倡》，《嚴復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30頁。 　　

      [6].同上5。 　　

      [7].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60頁。 　　

      [8].嚴復：《主客平議》，《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