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鳳林 　　

      道德活動的生成不僅是道德概念、判斷、推理等理性因素的作用所致，還伴隨著深刻的情感體驗，正因如此，對道德情感問題的研究一直是中外倫理學家關注的重要內容，要深入把握道德情感理論需要對以下兩個問題獲致清晰的認識。 　　

      1．道德情感主義與道德理性主義的對立。自蘇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識”到文藝復興運動止，在歐洲倫理思想史上一直存在著一股理性主義倫理思潮，文藝復興運動之后，伴隨科學的進步與繁榮，這一潮流變得更加強大，從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斯到康德、黑格爾等綿延不絕，他們只承認理性認識在把握道德倫理問題上的決定作用，否認或貶低理性認識對感性認識的依賴性。與之相反，在歐洲大陸以外的英國，自 17世紀初就產生了具有重要影響的道德情感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包括沙甫慈伯利、哈奇遜、休謨、斯密等人，他們力主情感是道德的基礎，道德上的善惡完全是由人的苦樂感決定的。如休謨在其《人性論》和《道德原理探究》中借助經驗歸納法和心理分析法得出結論：在人性中對道德起決定作用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理性只能辨別事實真相，情感才能決定善與惡，同情心和人們之間的共同利益感是決定道德判斷的最終依據，并將科學事實判斷和道德價值判斷作了明確區(qū)分，對后世倫理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貫徹了這一思路，進一步提出了情感共鳴和心理聯想才是決定道德發(fā)生的基礎，他認為謹慎、仁慈、友愛等各種美德皆以情感共鳴為前提。以休謨、斯密為代表的情感主義倫理思潮，特別是休謨的事實與價值二分法一直延展到當代的羅素、維特根斯坦、史蒂文森等人，這些學者把道德語言的邏輯分析與道德情感理論結合起來，超越了休謨、斯密等人對道德生活的一般經驗分析，使道德情感理論建立在縝密的語言學和邏輯學基礎之上，開創(chuàng)了情感主義倫理學的嶄新時代。而以諾丁斯為代表的當代女性關懷主義倫理學，更是將道德情感問題置于其全部倫理學的基礎位置，并力主將道德情感教育貫徹到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各領域。 　　

      2．道德情感的主要特征。盡管道德情感主義學派否定理性認知之于道德倫理的重要作用，但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認為，道德情感和道德認知決不是兩條平行延伸的直線，而是彼此纏繞在一起的雙螺旋結構，二者相互推動、相互誘導，只有深刻的道德認知才能激發(fā)起熾烈的道德情感，而熾烈的道德情感會鼓勵人們去進行更加深刻、全面和富有遠見的道德認知。此外，還要正確看待道德情感和自然情感之間的辯證關系，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以負罪感、悔恨感、自責感為例，指明了它們作為道德情感和恐懼感、憂慮感、煩惱感等自然情感存在本質性差別，但同時他又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著彼此重合、相互依戀的內在關聯。在中國文化語境下研究道德情感問題，要特別注意儒家“愛有差等”的自然血緣親情和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情感的重要差別，前者立足于血緣關系，具有相對性，后者立足于個體獨立，具有普遍性，如果只是局限于自然親情，極易將道德情感理解為自然本能的延續(xù)，只有立足于自然血緣親情，又能夠從中超拔出來，消解掉它與道德情感之間的對立，才能真正凸顯一個人由天定性自然情感向自由自主性道德情感的崇高飛躍。道德情感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西方學者通常把同情感、憐憫感、正義感看作重要的道德情感形式加以深入研究，我國學者則把義務感、羞恥感、榮譽感、幸福感置于極為重要的理論位置。但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在道德情感研究領域，人們對道德情感生成機制的研究尚處在起始階段。但無論如何，人們已經深刻認識到，道德情感對人的道德生成發(fā)揮著極為重要的催化劑作用，它是道德認知向道德信念轉化的中介和橋梁，它通過促進或抑制人們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為，直接影響到人們道德品質的形成過程和道德品質具體范式的有效建構。

      在當今中國社會，人們在價值追求上的世俗化傾向積淀在道德情感層面，具體表現為對道德倫理的冷漠，僅將道德視為外在的約束規(guī)范，在內心深處喪失了對道德崇高的敬重之情，乃至懷疑和漠視道德的存在，忘記道德責任，推卸道德義務，不再對道德產生渴求、愉悅和喜好的情感。這種道德冷漠同樣體現在官員階層身上，就當前我國領導干部道德情感領域的具體狀況而言，透過大量腐敗官員的案例可以看出，其主要問題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

      （1）對待本職工作缺乏道德責任感。權力與責任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在其位必謀其政，然而，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個別領導干部把權力與責任截然分開，諸如：養(yǎng)尊處優(yōu)，脫離群眾；辦事拖拉，不講效率；遇事推諉，不負責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荒疏公務，不盡職責；小病大養(yǎng)，萎靡不振等。與貪官相比，這些干部或許可以算做清廉的干部，但他們以消極的精神狀態(tài)對待本職工作，缺乏應有的事業(yè)心，從政治倫理學的視角看，我們仍然將他們視作缺乏道德情感的不稱職干部。

      （2）對待人民群眾沒有道德義務感。在我國現實政治生活中，個別干部以蠻橫、強硬的霸道作風和簡單、粗暴的衙門作風對待人民群眾提出的合理要求，經常大講“命令主義應該，官僚主義有理”的歪理邪說，將黨和國家交給自己的工作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對立起來，完全喪失了對待人民群眾的基本道德感情，徹底忘記了我黨的一切工作皆是為了人民群眾謀福祉這一根本宗旨。

      （3）個人不當情欲泛濫失控。如前所述，中國儒家歷來把人倫親情當作道德倫理的基礎，但這種血緣親情在“愛有差等”原則的指導下不加限制地發(fā)展下去，經常會吞噬正義的制度和法律約束，演變?yōu)榉堑赖虑楦小７从吃谖覈斍暗恼紊钪?，就是不少領導干部被親戚情、同鄉(xiāng)情、同學情、戰(zhàn)友情等各種“情”所累，逐步走向公私不分、公事私辦、裙帶關系盛行的境地。 　　

      如何克服我國官員在道德情感領域存在的上述種種不當之舉，真正培養(yǎng)起領導干部高尚的道德情操，無疑是目前領導干部道德建設面臨的重要課題。當前，要有效抑制領導干部的各種不當情感，使其高尚的道德情感永遠處于主導地位，必須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所作為： 　　

      1．要以飽滿的道德熱情去勤政為民。凡是確立了崇高的人生目標，立志為人類崇高事業(yè)作貢獻的人，無不以火熱的道德激情奮不顧身地去投入自己的本職工作。如馬克思所言：“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yè)，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yè)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fā)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馬克斯斯韋伯也認為，一個選擇了以政治為志業(yè)的人必須懂得，盡管政治生活中可能存在陰謀、奸詐、不公等種種非道德行為，但由于政治是一件需要“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因此，你必須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yè)永遠保持一種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以切實的道德激情去皈依掌管你政治理想的善神和魔神，惟其如此，才能夠做到無論是面對勝利或失敗，永遠屹立不潰，時刻聽從志業(yè)之神的召喚，并去努力完成它所賦予你的神圣使命。 　　

      2．真正在靈魂深處做到“情為民所系”。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文藝要真正做到為工農大眾服務，文藝工作者就必須深入工農大眾之中，切身體會工農大眾的所思所想，只有和他們產生了道德情感上的共鳴，才能創(chuàng)作出為工農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優(yōu)秀作品。同樣道理，今天的各級領導干部要真正實現我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必須切實做到深入人民群眾，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決不可高高在上，對人民群眾吆五喝六。筆者對四川省原省委書記張學忠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社會發(fā)展方向進修班”上所說的一段話深有同感。他認為，我國“三農”問題能否解決好的關鍵，不全在國家對農村實施的各項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政策，關鍵在于各級領導干部對廣大農民是否具有真情實感，心中是否真正裝著農民。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依靠“剪刀差”從農民身上抽取了大量財富來建設國家工業(yè)化，到了改革開放后，許多從農村考學出來，現在成為國家高中級干部的人，卻漸漸對農民喪失了應有的道德感情，不改變這種局面，“三農”問題就不可能真正得以解決。 　　

      3．學會用正確渠道釋放自己的情感壓力。在人才競爭日益激烈、社會生活十分復雜、工作負擔更加繁重、各種急難險重任務經常突然降臨的今天，許多領導干部在工作、生活、學習、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面臨著重重壓力，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和現代政治造就的各種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也接踵而至。在這種壓力與誘惑交織并存的情況下，要做到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實屬不易，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具有超強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主觀感受的調整、感覺壓力的調整、心理沖動的調整、認知評價的調整、行為動力的調整等各方面找到正確的途徑與方法，要通過培養(yǎng)高尚的生活情趣、尋找健康的娛樂方式來有序控制和釋放自己的情緒壓力。反之，試圖通過紙醉金迷、粉黛繞身的非道德方式去尋求肉體感官刺激，以減緩各種壓力造成的心靈痛苦，結果只能是飲鴆止渴而無法自拔，最終走向道德墮落和違法犯罪的深淵。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哲學部）